6（第5/18页）

我还真得到确认了。起初是这样。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为跟梅布尔结婚之后，自己已经失去了类似这样瞬间迸发的热忱——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直到那天晚上。他为我打开房门，我进屋后发觉自己简直走进了一处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历史遗迹，发觉自己能做的合乎礼仪的唯一举动，就是像他的学生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充满睿智的言语。这就是情报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渊博。为我们效力了那么多年。

他热情款待了我，不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他的年龄和声名使然。他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托卡伊106葡萄酒，然后把这种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来。我承认说，我对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谈起了音乐，可悲的是我对音乐还是一无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几个小节，还向我解释道，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时随身携带的，其制作者并非斯特拉迪瓦里107，而是一位厉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谁我早已想不起来了。我心想，能够指挥一位带着小提琴逃亡的间谍，这真是我极大的荣幸。他谈到了戏剧，说有个匈牙利戏剧团正在慕尼黑巡演，他们的《奥赛罗》棒极了。虽然我和梅布尔还没去看过那出戏，他的描述已经让我心驰神往。他穿着德国人说的那种“Hausjacke”108，黑色的裤子，一双靴子擦得锃亮。我们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这辈子尝过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汤109，是焦虑不安的海伦娜端上来的，她低声打了个招呼就借故离开了。她个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长得很美，但她宁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们的晚餐最后以杏子帕林卡110结束。

“内德阁下，不知我能否这样称呼你，”教授说，“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头。在我们刚刚建立起工作关系的时候，希望你允许我提出来。”

“您请说。”我大度地回答。

“很不幸。你最近的那位前任——当然了，他是个好人”——他突然打住了，看来是不忍说刚刚离世之人的坏话——“而且和你一样，也很有文化——”

“您就说吧。”我重复了一遍。

“是关于我的英国护照的事。”

“你有英国护照？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吃惊地说。

“问题就在这儿。我没有英国护照。我知道这事办起来有麻烦。官僚机构都是这样。官僚机构是人类体制中的万恶之首，内德阁下。这些机构把最坏的人奉若神明，却把最好的人视为粪土。作为一个生活在慕尼黑、受雇于美国组织的匈牙利流亡者，我并不具备成为英国公民的资格。这我理解。不过，我跟你们的部门合作了这么多年，这本护照是我应得的。用临时的旅行签证来充数，这太不体面了。”

“但我听说美国人会给你办护照啊！你们一开始不就是这么谈好的吗？美国人会负责解决你的公民身份和重新定居的问题，这当然也包括护照啊。这是肯定的！”

我感到很生气，一生中这么长时间都奉献给了我们的人，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尊严都得不到。但教授已经学会了一种更为达观的态度。

“美国人啊，内德阁下，他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唯利是图的民族。他们已经把我利用得差不多了，觉得我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前途。对美国人来说，我就该被扔进过时废品的垃圾堆。”

“可他们不是承诺过吗——只要服务令人满意就行？他们肯定承诺过！”

他做出了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手势。他从桌上抬起双手，仿佛在举起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他把双手举到差不多与肩同高的位置，然后猛地让手重重地摔落到桌面上，连同手中那块并不存在的石头。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似乎是因为用力而冒着怒火，向我发出了无声的谴责。这就是你们的承诺，他仿佛在说。你们的，还有美国人的，都是这样。

“帮我把护照弄来就行，内德阁下。”

身为一名忠于职守的情报指挥官，我一心想着要为手下的情报员尽心竭力，便集中起全部的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托比很了解，因此决定从一开始就公事公办：不要虚与委蛇的承诺，不要模棱两可地让我放心。我把特奥多尔的要求告诉托比，请示他该如何处理。他毕竟是我的内勤长官，是我在伦敦的靠山。我对托比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自食其言，不肯给教授公民权，那么此事就必须由伦敦或华盛顿方面来解决，而不是慕尼黑。再者说，如果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国方面还是准备给教授发英国护照，那么圆场五楼也必须大力促成此事。圆场本部本可以随便给曾为圆场服务的任何人发放护照，不管他叫托恩、迪克还是特奥多尔，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陷落”彻底终结了那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