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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我仍然在苦苦思索，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是被疑心是否还忠于自己的情报部门，都会这样。我用底层工作人员的视角，把从圆场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拼凑在了一起。传言提到了莫名其妙的失败、一再发生的丑闻，以及美国表兄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恼火。毫无意义的机构重组，白白消耗精力的勾心斗角，参与者今天还是非凡人物，明天就辞职不干了。有些可怕的传言称，能力不足被当成了重大背叛的证据——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真正的背叛反倒被视为能力不足，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

如果真的有成长这回事，可以说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一下子跨进了成熟的行列。我意识到圆场和其他所有的英国机构都一样，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躲在封闭的房间里安全地玩着自己的游戏，却拿别人的生命来冒险。不过，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这种认识让我重新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起了责任，而在此之前我总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迄今为止都是在“服从”与“自主”之间不断斗争，你可以说“服从”一直占着上风。但那天晚上我越过了某种界限。我下定决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本能和愿望，少去管那些看似无法抛却的束缚。

我们在安全公寓见了面。如果说还能找到一块中立地带的话，也就是这儿了。贝拉对灾难仍然一无所知。我只跟她说勃兰特被召回英国了。我们马上就做了爱，做得不顾一切，做得饥渴难耐。然后我等待着激情过后两个人平静下来，好开始我的盘问。

我调皮地逗弄着她的秀发，贴着她的脑袋把头发抚平。然后我用双手把头发向她的脑后拢，粗粗地挽成一个发髻。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严肃，”我说着吻了吻她，两手还拢着头发，“你这么梳过头么？”我又吻了她一下。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梳过。”

“那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们俩的嘴唇还贴在一起，“你是说在认识塔德奥以前？什么时候啊？”

“一直到我逃进森林之前。后来我把发髻弄掉了。有个女人用刀帮我割掉的。”

“你这样梳头时拍过照片吗？”

“在森林里我们没拍过照。”

“我是说以前。你原来像个严肃的淑女的时候。”

她坐起身。“怎么了？”

“告诉我就是了。”

她那双几乎没有颜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上学时学校给我们拍过照片。怎么了？”

“是集体照？班级照？什么样的照片？”

“怎么了？”

“告诉我吧，贝拉。我得知道。”

“学校给我们拍过班级照，还拍过办证件用的照片。”

“什么证件？”

“身份证。办护照用的。”

她指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护照。她指的是在苏联境内通行的证件。任何一位自由的公民如果没有这种护照，连马路都别想过。

“是正面的照片？不带笑容的？”

“对。”

“你的旧护照搞到哪儿去了，贝拉？”

她不记得了。

“你穿着什么衣服？拍照的时候？”我亲吻着她的乳房，“肯定不是露着胸脯喽。是什么衣服？”

“我穿了件衬衫，上面有蝴蝶结。”

“贝拉，听我说，你好好想想，在家乡有没有哪个同学、男朋友或是亲戚，手里还有你头发往后梳的照片？有没有什么你能通信或者联系上的人？”

她瞪着我，想了一会儿。“我姑姑。”她气鼓鼓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

她告诉了我。

“她住在哪里？”

在里加，她说，和雅内克姑父一起。我抓起一个信封，让还光着身子的贝拉坐到桌前，写下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我把一张普通信纸放在她面前，口述了一封信，让她一边翻译一边写到纸上。

“贝拉，”我拉着她站起身，温柔地吻了吻她，“贝拉，还有件事你得告诉我。除了你们自己镇里的学校，你有没有在别的学校念过书？不管是什么学校。”

她摇摇头。

“没上过假期培训班？特别学校？或者是语言学校？”

“没有。”

“你在学校学过英语吗？”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就能说英语了。内德，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