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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到了农庄，我们俩直接走进长长的客厅，这一次餐具是她摆的。我们差不多赤身裸体地坐在桌旁，她想要这样。她想看到我坐在熟悉的家具中间时的样子。我想我本应该以此为耻，可是我感觉到的却只有兴奋，因为我进入了他们生活中最为隐秘的地方。“这是他的梳子，”她说，“这些是他的衣服，你躺在他平时睡的那一边。”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接着我又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莫非这就是她从背叛中得到的乐趣？

第二天晚上我已经有了安排，要去见一位住在吕贝克的波兰老人，他跟华沙的一个远房侄子暗中有通信往来。那孩子正在波兰的外交部门接受培训，准备从事译码工作，他想给我们当间谍，条件是把他弄到澳大利亚定居。伦敦站打算和他直接接触。回到汉堡之后，我睡得像个死人一样。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写报告的时候，伦敦发来了一条讯息，称雏菊号已在松德勒港成功加油，正前往芬兰湾，乘客博洛迪亚已上船。我给贝拉打了电话，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她说：“快到我这儿来吧。”

上午我一直待在绳索街83的警察局，要把两个喝醉了酒的英国商船水手捞出来，这两个家伙砸了一家妓院。下午我又去参加了领事夫人们举办的一场糟糕透顶的茶会，她们希望为“政治犯周”的活动寻求支持。我真希望那两个商船水手把这个“妓院”也一块砸了。晚上八点我才回到农庄，我们俩直接上了床。凌晨两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贝拉接了电话。是我的译码员从船运办公室打来的：有封密电要我本人亲自译码，而且是特急。我得立即回去。我飞快地开着车，四十分钟就赶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翻开密码本的时候，我意识到脸上和手上都还有贝拉的味道。

密电是用海顿的代号发过来的，由他本人发给汉堡站的站长。电报中说，雏菊号的登陆小队遭到了敌人从预先埋伏的位置发起的猛烈袭击。橡皮艇下落不明，艇上的所有人也失踪了，这里头有安东斯·杜尔瓦和他带着的乘客，很可能还包括在海滩上等着接应的人。爱沙尼亚爱国组织那边毫无音讯。雏菊号观察到了从岸上发出的紫外线灯信号，但约定的信号只完整地发出了一组，估计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刚把登陆小队引过来送死，就给抓获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悉，虽说相似的情况发生在五年以前。塔林84那边的应急电台也没有回应。

密电上说这个消息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还得搭乘早晨的第一班飞机回伦敦。航班上已经给我预留了一个座位。托比·伊斯特哈斯会到希斯罗机场接我。我起草了一封确认的回电，递给译码员，他接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了，我心想。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打电话到农场去找我，还跟贝拉说了话。其余的情况他从我的脸上就能看出来。照我看，他闻都能闻得出来。

这一次海顿的办公室里没点线香，他也坐到了桌子后面。海顿手下负责东欧地区的罗埃·布兰德坐在他旁边，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另一边。托比负责的工作从来都不太好界定，因为他喜欢把自己的职责搞得模棱两可，希望它们还能成倍增加。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海顿的一条哈巴狗，这个角色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惊讶地发现，神情不悦的乔治·史迈利坐在海顿那张躺椅的边上，跟他们几个离得远远的，虽说直到三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采取那种姿态的含义。

“这是内部人干的，”海顿开门见山地说道，“行动还没开始就给彻底泄露了。杜尔瓦要是没跟着小艇一起沉底，现在肯定是被人拴着大拇指吊了起来，什么都招了。博洛迪亚知道得不多，可这恰恰是他的霉运，审他的人才不会相信呢。何况他还有满满一篮子炸药得解释。也许他服下了自杀药丸，不过我比较怀疑——他就是个笨蛋。”

“勃兰特在哪儿？”我问道。

“坐在沙拉特审讯处的强光灯前面，像头公牛似的狂吼乱叫。肯定是某个人在某个环节出了岔子。我们问勃兰特是不是他干的。如果不是他，那么是谁？情况简直和上次搞砸一模一样。全体船员我们都在一个个地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