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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内德，”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是本的朋友，也是同事。就我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在这儿。”

我本想继续往下说。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一套豪言壮语，打算说些“请转告他，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之类的话，但她目不转睛的凝视让我打住了。

“谁知道你来，谁不知道你来，这有什么关系吗？”她问。她说话时没有口音，不过却带着德语的顿挫感，发开口元音之前都会略有停顿。“他又没在躲着藏着。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找他？他干吗要躲啊？”

“据我所知，他可能碰上了点麻烦。”我一边说，一边跟着她进了屋。

大厅半是画室，半是临时凑合的起居室。大部分家具上都蒙着挡灰的布单。桌上摆着饭后留下的餐具：两只杯子，两个盘子，都是用过的。

“什么麻烦？”她问道。

“和他在柏林的工作有关。我还以为他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从来不和我聊工作上的事。也许他知道我不感兴趣。”

“能问问他都和你聊些什么吗？”

她想了想。“不行。”接着，她仿佛又缓和了些，“现在他根本不和我说话。他好像成了个特拉普派53。有何不可？有时候他看我画画，有时候去钓鱼；有时候我们吃点东西，或者喝一点儿红酒。他常常睡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

她耸耸肩：“三天吧？”

“他是直接从柏林过来的么？”

“他坐船来的。他不说话，所以我只知道这么点情况。”

“他失踪了，”我说，“都吵吵着要把他抓回去。他们以为他会来找我。我想他们还不知道你。”

她又在听我说话，先是听我说出的词句，然后听我的沉默不语。她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就像是一只在侧耳聆听的动物。这是苦难带来的威严气度，我想起了她爱人自杀的事。小小的烦心事根本不会让她受到影响。

“他们，”她迷惑不解地重复道，“他们是谁？知不知道我又有什么要紧的？”

“本在从事秘密工作。”我说。

“本？”

“跟他父亲一样，”我说，“能追随父亲的脚步，他感到无比自豪。”

她大吃一惊，情绪也激动起来。“为什么？替谁工作？秘密工作？真是个傻瓜！”

“英国情报部门。他被派驻在柏林，隶属于军事顾问办公室，但他真正的工作是搞情报。”

“本？”她问，脸上显露出厌恶和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他不得没完没了地说谎？本？”

“是的，恐怕是这样。可那是职责所在。”

“太可怕了。”

她的画架背面对着我。她站到画架的那一边，开始调颜料。

“我要是能跟他谈谈……”我说。但她假装专心作画，没搭理我。

屋子后面有一片公共用地，然后是一排被风吹弯了腰的松树。松树前面是一个小湖，围绕在淡紫色的山丘之中。我依稀看到远处湖岸已经垮塌的码头上站着个渔夫。那人在垂钓，但没见他抛钓钩。我不知道自己盯着他看了多久，但足以让我认出他就是本，足以让我看出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钓到鱼。我推开落地窗，走进花园。我蹑手蹑脚地顺着码头往前走，一阵冷风吹得湖面起了涟漪。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衣服有点大，我估计是她那位死去的情人的。还有一顶帽子，绿色的毡帽简直像是专为本定做的，他不管戴什么帽子都是这样。他没转身，但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我的脚步。我在他的身旁站住了。

“像你这么钓鱼只能钓上肺炎，你这个德国佬。”我说。

他的脸没朝向我，于是我还站在他身旁，跟他一起看着水面，感觉到他的肩膀轻轻碰着我，那是摇摇晃晃的码头不经意间让我们撞到了一起。我看着水显得越来越浑，山后面的天空也成了灰色。有几回，我看着他鱼线上的红色浮子消失在油乎乎的水面下。可即使有鱼咬钩，本既没去遛鱼，也没收线把鱼钓上岸。我看见屋里的灯亮了，斯黛芬妮的身影站在画架前，涂上一笔，又举起手腕贴着额头。天气渐冷，暮色四合，但本还是一动不动。我们在跟彼此较劲，就像以前强制手段训练时那样。我在要求，本在拒绝。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如愿。哪怕要用一整夜再加上明天，哪怕我在这期间饿死了，只要本一直不理睬我，我就绝不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