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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已经迫不及待地拍手了，沃尔特也是一样。我和奈德则笑着。惟独克莱福一人不觉得有任何可赞赏之处。巴雷表演完了，又把他的杯子拿了回来，重新坐了下来。

“然后他们就问我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椅子。

“是谁说的？”克莱福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使人厌恶的怀疑。

“是在场的某个人，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们何妨假设凡事都重要。”克莱福说。

巴雷又装着他的苏俄腔调说话，听起来黏黏的，又有压迫感。“‘好！巴雷，就算你说的都对，又是由谁来主持这些在人性里的试验？’我就说：‘由你们。’他们听了都非常惊讶地问：‘为何是我们？’我回答说，‘因为一旦有剧烈的变动，俄国人要比西方人容易承受。他们的领导阶层人数少，又有一群深受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中，你很难登高一呼，就让众人听你的。他们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很满意，我也一样。’”

甚至连他对民主的伟大价值所采取的如此直接而又丝毫不留颜面的攻击，也没有使温和而忍让的鲍勃动怒：“巴雷，我想，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了一条船的人，但我认为你讲的话里面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你有没有建议过他们，什么是应该做的？”克莱福还是不死心，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说也只有乌托邦了。我对他们说二十年前我们视为白日梦的事，今天已经是我们惟一的希望，而不管我们谈的是裁减军备，还是生态，还只是人类的存亡。戈尔巴乔夫了解这点，但西方国家不希望他能了解。我希望西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起来高声疾呼。我又说西方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榜样，而不是等人家去立好榜样让他们去依循。要让这一座山崩塌下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如此片面的裁减军备！”克莱福说着，两手鼓掌然后交握在一块儿，“妙啊！说得好啊！”不过他这个“好”，真正意思是“不好”。

但是鲍勃对这话却是非常感兴趣。“你对这个题目涉猎不深，却能如此高谈阔论？”他问道，“巴雷，你真有两把刷子！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吸收知识的速度能有你那么快，我就会非常引以为傲了。”

也许他口中的“真有两把刷子”的真正意思是“太了不起了”，但巴雷听了并没有为其所动。

“你把我们原先对你的看法都给改变了，不过，那位名叫歌德的人有没有什么举动？”克莱福问道。

“没什么举动，另外那人加进来聊，歌德没有。”

“但是他在一旁听着？睁大眼睛听吧！我可以想像得到。”

“我们那时是在重新规划这整个世界。我们把雅尔塔会议又重新开了一遍。除歌德以外，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个不停。他既没吃，也没有讲话。因为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聊，所以我就不断地想刺激他讲。而他的反应只是脸色越来越苍白，喝得越来越多而已。最后，我不再尝试了。”

“歌德从未讲过话。”巴雷继续以那种神秘的自我批判的语气说着。整个下午只见歌德一语不发地听着，眼睛像是在凝视一个看不见的水晶球。他也会笑，虽然不一定是周围有任何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他才笑。他也会在别人喝着酒时，到饮料桌前去拿另一杯伏特加酒，再走回来，然后就在别人小干一杯的时候，他却三口两口就把手中的酒给喝光了，他是那种能以沉静来影响别人的人。跟这种人相处，你到头来就会想他到底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快死了呢，还是有了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当列斯丹诺夫带大伙儿进到内室听立体音响所放的考特·贝西的演唱时，歌德也顺从地尾随进来。就在巴雷已经不再对歌德存有任何奢望之后，歌德却开口讲话了。

很少开口问问题的奈德，这会儿插进来问道：“其他的人对他的态度怎样？”

“他们很尊敬他。他是他们的福神。他们会说：‘我们来听听歌德怎么说。’此时他会推一推他的眼镜，并且举杯向他们敬酒。除了他自己，大家都在笑。”

“女人们也笑吗？”

“每个人都笑。他们对他很是顺从，几乎已经到了凡事礼让的地步。他们说：‘伟大的歌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