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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汗淋漓，和雨一样大。流水在脚下哗哗淌过，潘戴尔随波漂流，逆流或顺流。早已埋在六尺之下的全部往事，猛然袭来：他的人生，那个没删剪、没消毒、没有布瑞斯维特的版本，从降生的奇迹开始，到他在牢里与班尼叔叔的关系，直到十三年前的“绝无赎罪之日”，他在名义上已撤销的运河区，修葺整齐的白人草地上，对露伊莎创造了他自己，那时星条旗在她老爸的烤肉烟雾里飘扬，乐队演奏着希望与荣耀，黑人在铁丝网外张望。

他看见他拒绝回忆的孤儿院，以及他的班尼叔叔戴着汉堡帽，牵着他的手，带他离开。他以前没见过汉堡帽，而且他怀疑班尼叔叔是不是神。看见白教堂区湿漉漉的灰色铺路石在脚下颠簸，他推着满满一车摇摇晃晃的衣服，穿过喇叭乱响的车阵，到班尼叔叔的仓库去。他看见十二年之后的自己，其实还是同一个孩子，只是体型更大，入迷地站在同一座仓库的橘色烟柱里，一排排夏季连衣裙宛如殉道的修女，火焰吞噬着她们的双脚。

他看见班尼叔叔把手拢在嘴边大叫，“快跑，哈瑞小子，蠢蛋，你的想像力到哪儿去了？”同时伴随着铃响，以及班尼匆忙离开的杂沓脚步声。而他自己陷在流沙里，手脚都无法动弹。他看见蓝色制服朝他走来，抓住他，拖他进厢型车，那个和善的警察拿起空的石蜡罐，像任何一位高尚父亲一样微笑。“这会不会是你的，海密先生，或者只是碰巧在你手里呢？”

“我的脚动不了，”潘戴尔对那位和善的警察解释，“黏住了，像被钳子还是什么的夹住了。我应该要跑开的，可是我动不了。”

“别担心，孩子，我们马上就会弄清楚。”那个和善的警察说。

他看见瘦骨嶙峋的他在警局牢房里，脱得精光，站在砖墙边。夜晚又长又慢，蓝制服轮流进来揍他，和揍玛塔的情形一样，只是他们更谨慎，肚子里也装了更多啤酒。而那个和善的警察果真是高尚的父亲，催他们动手。直到水淹过他，他灭顶了。

雨停了。什么都没发生。车辆闪起亮光，每个人都很高兴可以回家了。潘戴尔累得要死，发动引擎，缓缓前行，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留意危险的残骸。开始微笑，听班尼叔叔的话。

“那是爆发啊，哈瑞小子，”班尼叔叔老泪纵横，低声说着，“欲望爆发啊。”

如果不是每周一次的探监，班尼叔叔绝不会和潘戴尔有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但是看见侄子穿着口袋上缝了名字的褶皱粗布衣裳，聚精会神坐在他面前，每每令班尼叔叔充满罪恶感的心难以忍受——无论露丝婶婶让他带来多少奶酪蛋糕和书，也无论有多少次，班尼叔叔哽咽道谢，让潘戴尔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信心。他的意思是，别说。

是我自己的主意，警官……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恨那个仓库，警官……我很气我的班尼叔叔，因为他要我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又没给我薪水，警官……大人，我无话可说，只能说我很后悔，做了那么恶毒的事，让所有爱我、抚养我的人那么伤心，特别是我的班尼叔叔……

班尼很老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棵柳树般古老。他来自利沃夫35，潘戴尔一直到十岁都还认为利沃夫是自己的家乡。班尼的亲戚都是贫寒的农民、工匠、小生意人或补鞋匠。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载他们前往集中营的火车，让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犹太人村镇与城区以外的世界。但班尼叔叔则不然。当时的班尼是个怀抱大时代梦想、年轻伶俐的裁缝，他想方设法让自己离开集中营，前往柏林，替德国军官做制服。虽然他真正的野心是投入吉利36门下学男高音，以及在翁布里亚37山上买幢别墅。

“纳粹国防军的服装是一流的，哈瑞小子。”信奉民主的班尼这么说，对他而言，所有的衣服都是破衣服，不管质量如何。“你可以有上好的阿斯科特西装，质量最好的猎装和皮靴，但是都没法和我们国防军相提并论。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才开始走下坡。”

班尼从德国起步，发展到伦敦东区的雷曼街，和家人一起创立血汗工厂，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全力攻占成衣业，好让他可以到维也纳学歌剧。班尼已经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40年代末期，大部分的犹太裁缝师都已高升到斯托克纽因顿或艾吉威尔，从事较高尚的职业。他们的地盘被印度人、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取代。班尼没有却步。不久，东区变成他的利沃夫，而艾弗林街也变成全欧洲最好的一条街。几年之后，在艾弗林街——容许潘戴尔知道的内情就只有这么多——班尼的哥哥雷昂和他的妻子瑞秋以及几个小孩，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这个雷昂，因为前面提到的那种“欲望爆发”，搞大了一个十八岁爱尔兰小女佣的肚子，生下杂种哈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