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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个无名的家伙吗？”他用带着刚果口音的斯瓦希里语问汉娜。

你只准讲英语，萨尔沃。汉娜这样警告过我。任何讲我们语言的人都太有趣了。作为回报，她同意，为了这次会面，我们装作是熟人而不是情侣。正是由于我的缘故，她才卷入这些事中来。我决心有可能的话就让她远离这些事情。

“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较矮的那个男子问道，也是说斯瓦希里语。

“给巴普迪斯特的私人物品。”汉娜回答道。

高个子走到我面前，用他的细长手指摸了摸我的背包，试试它有多重，里面又放了什么东西，但他没打开背包。我们跟在他身后，他的同事殿后，四人一起走上一段石阶，进了屋。屋里也放着说唱音乐，更为嘈杂。那是一个霓虹灯闪耀的咖啡馆，里面放着一台大等离子电视，一群戴着帽子的非洲老人正在看电视屏幕上一支刚果乐队的疯狂演奏。男的喝啤酒，女的喝果汁。一些戴着风帽的男孩坐在隔开的桌子上，正在促膝交谈。我们上了楼梯，走进一间客厅，里面放着印花棉布沙发，墙壁上贴着棉绒墙纸，地板上铺着尼龙小地毯，地毯花纹就好像豹子皮。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里面是一个穿着盛装的非洲家庭。父母二人站在中央，七个小孩从高到低依次站在他们两边。我们坐了下来。汉娜坐在沙发上，我则坐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高个子守在门边，一只脚正合着楼下咖啡馆里传来的音乐节拍轻轻拍动。

“你要喝饮料或者什么吗？可乐或者什么？”

我摇了摇头。

“她呢？”

一辆车安静地停在外面的街道上。我们听见一扇昂贵的车门砰砰两声，打开，又关上，然后又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巴普迪斯特简直就是另一个哈贾，只是没他那种温文尔雅。他脸部凹陷，皮肤光滑，四肢修长。穿着很讲究，戴雷朋牌墨镜，脖子上挂着若干金项链，身穿鹿皮夹克，脚穿一双绣着牛仔帽的得克萨斯靴。他整个人看上去很不真实，就好像不仅仅是他的衣服，就连衣服下的那具身体也是新买的。他右腕上戴着一只劳力士金表。一看见他进来，汉娜就高兴地站了起来，大叫他的名字。他也不回答，脱掉夹克，扔到一张椅子上，然后对我们的向导咕哝了一声：“你走吧！”后者马上就下楼去了。他叉开双脚，身子前倾，伸出双手，让汉娜拥抱他。汉娜茫然失措了好一会儿，拥抱了他，然后突然大笑了起来。

“美国到底把你怎么着了，巴普迪斯特？”她问道，用的是我们已经说定的英语。“你是这么地——”她停顿下来想找个恰当的词汇，“突然这么有钱了！”

对此，巴普迪斯特还是一言不发。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吻了吻汉娜，先是左颊，然后是右颊，最后又是左颊。我认为他这样做太过霸道了。

汉娜坐回沙发上。我坐在她对面，背包就放在我身旁。巴普迪斯特比我们两个都要放松。只见他猛地坐在一张织锦扶手椅上，双膝对着汉娜往两边摊开，就好像要用它们抱住汉娜似的。“是什么让你们感到头痛？”他把拇指伸入古奇牌腰带，这样问道。

我小心翼翼地讲了起来。我完全清楚，我的责任首先就是要让他对我即将给他带来的打击作好心理准备。我把声音放得尽可能地轻柔——事后我才发现，我讲得有点啰唆，就跟安德森先生一样。我告诉他，我不得不告诉他的事情可能会颠覆他对某个极具性格魅力、在刚果备受尊敬的政治人物的忠诚与期望。

“你在说穆旺加扎吗？”

“恐怕是的。”我悲哀地承认了。

我说我一点也不乐意给他带来坏消息，但我答应过我认识的一个无名氏，因此现在必须说。

这个无名氏是我跟汉娜两人在多次争论之后一致同意虚构的一个人物。现在我得说，再没有比跟一个戴着墨镜的家伙说话更让我不爽的了。在极个别情况下，如果墨镜有碍交流，我会要求我的客户们摘掉墨镜。但为了汉娜，我决定忍下去。

“男人？还是女人？到底是哪种人？”他问道。

“恐怕这点我不能泄露。”我回答道，庆幸趁早有个机会为下面的谈话找个面具遮挡，“简单起见，我们就称之为‘他’吧。”我补充道，以示抚慰。“在我看来，我这个朋友完全可信可敬，他参加了一项高度机密的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