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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交给贾斯丁一张折叠起来的白纸。贾斯丁打开来，一丝似曾相识感让他不寒而栗。

共产党臭婊子。别用你沾满大便的脏手碰我们大学。

回到你布尔什维克的猪圈去。

别再用你的烂理论来毒害好人的生命。

粗体大写，计算机打字。没有拼错字，全使用简单句型，也让人很眼熟。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心想。

“他们安排的结果，是让道氏大学也能在岱魄拉瑟全球获利中分一杯羹，”她继续说，心不在焉地从他手中抢过那封信，“对医院忠心耿耿的员工都将获得优厚的股份，不忠心的人就会收到这种匿名信。对医院忠心比对病人忠心还重要，最重要的是对KVH忠心耿耿。”

“是哈莉岱写的。”艾米说着端了一盘咖啡和饼干旋风似的进来，“哈莉岱是道氏医药黑手党最厉害的超级男人婆。全体教职员都不得不拍她马屁，不然死路一条。当然除了我和拉若还有其他两三个白痴。”

“你怎么知道是她写的？”贾斯丁问。

“用DNA逮到那头母牛。从信封上分解邮票，以DNA分析出是她的口水。她喜欢在医院健身房健身，我和拉若从她的粉红色班比梳子上偷了一根头发，比对出来。”

“有没有人去找她理论？”

“当然有，整个董事会。母牛承认了。履行职责时过度热心，一心想保护大学最大的利益。很谦虚地道了歉，以情绪紧张为由请求原谅，这其实是她性饥渴的一种说辞。案子不成立，大家恭喜母牛。现在他们恶整拉若，下一个就是我。”

“拉若·艾瑞奇是共产党，”拉若解释，反复品尝这个反讽的说法，“她是俄罗斯人，她从小生长在彼得堡，当年叫做列宁格勒。她上的是苏联大学，因此她是共产党员，反企业人士。太简单了。”

“艾瑞奇也没有发明岱魄拉瑟，对吗，亲爱的？”艾米提醒她。

“发明的人是科瓦克斯，”拉若以愤恨不平的口吻同意，“科瓦克斯是从头到尾的天才。我是她的实验室助理，喜欢滥交。罗贝尔当时是我男朋友，因此他让我分享荣耀。”

“所以他们才没有再付给你更多钱，对不对啊，亲爱的？”

“对。原因不是这个。是我违反保密规定，因此也违约。很合乎逻辑。”

“拉若也是个妓女，对不对，亲爱的？搞了他们从温哥华派来的帅哥，可是拉若没有。道氏里没有人喜欢这样。除了犹太人之外，我们全都是不搞性爱的基督徒。”

“因为岱魄拉瑟会害死病人，所以我非常希望自己没有发明出来。”拉若轻声说，故意不去理会艾米临走前的俏皮话。

“你最后一次见到罗贝尔是什么时候？”只剩下他们两人时贾斯丁问。

她的语调仍然保持戒备，不过较为轻柔。

“他当时在非洲。”她说。

“什么时候？”

“一年前。”

“不到一年前，”贾斯丁纠正她，“我太太六个月前在乌护鲁医院跟他讲过话。他的那份自称是什么东西的辩解书，是几天前从内罗毕寄出的。他现在人在哪里？”

被人纠正并不是拉若·艾瑞奇喜欢的事。“你问我的是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她反驳，极力控制情绪，“是一年前。在非洲。”

“非洲哪里？”

“肯尼亚。他叫我过去。证据一直累积，让他无法忍受下去。‘拉若，我需要你。事态紧急，你非来不可。别对别人说。机票我帮你付。你来。’被他这么一求我就心软了。我跟道氏谎称我母亲生病，飞到内罗毕去。抵达内罗毕的那天是星期五。马可斯到内罗毕机场接我。一坐上车他就问我：‘拉若，我们的药有没有可能导致脑压增加，压迫到视觉神经？’我提醒他，什么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因为基本的科学数据还没有收集到，虽然我们正企图弥补这一点。他开车载我到一个村子，带我去看一个没办法站起来的女人。她的头痛得很厉害，她快死了。他开车载我到另一个村子，那里有个女人视力没办法聚焦，走到户外，全世界就变黑。他将这些病例转述给我听。医疗工作人员很不愿意坦白告诉我们，他们也很害怕。马可斯说，任何人提出批评，三蜂一概加以惩罚。他自己也很害怕。怕三蜂，怕KVH，怕那些生病的女人，怕上帝。‘我怎么办，拉若，我怎么办嘛？’他也跟科瓦克斯讨论过，地点是在巴塞尔。她说他为了这件事就恐慌未免太傻。她说这些副作用不是岱魄拉瑟引起的，而是与另一种药混用时才会发生的不良反应。这种说法很符合科瓦克斯的一贯作风，因为她嫁了一个塞尔维亚骗子，在歌剧院花的时间比在实验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