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6/9页）

“去跟美国人交涉？你疯了吗？”

“上校同志，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这种疾病，而且还是在七年前，那么他们可能会有对付的办法。”

“但我们不能请求他们帮忙，”上校强烈反对，“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

“这关系到我儿子的生死。”少校喊了起来。

“够了。你走吧。”

图尔金冒着职业生涯被终结的危险去见大使。大使并不是铁石心肠，但也不为所动。

“我们的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很少，而且仅限于国家事务。”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情报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不知道你来我这里？”

“不知道，大使同志。”

“那么，为了你的发展前途，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你也不要向他提起。但我的回答是‘不’。”

“可假如我是政治局委员……”图尔金又说。

“但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少校，在肯尼亚任职。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走下楼梯，他痛苦地回想起，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每天就是靠着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活命的。然后他外出喝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并不容易。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泽伊采夫可以看见这座巨大的赭色楼房，甚至还可以看到由柱子支撑着的门廊顶部，下面是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进去的地方。

大楼正面的门窗依然紧闭，波纹状的钢板墙上开了两道大门，供汽车一进一出。这两道大门也是用波纹钢制成，由电机驱动，现在关得死死的。

右边是行人的入口，但设有两道铁栅门。人行道上有两名俄罗斯民警在值守，对步行进去的人实施检查。兔子不想受到民警的盘问。即使过了第一道铁栅门，还有通道和第二道铁栅门。两道铁栅门间设有使馆的警卫岗亭，由英国人雇佣的两名俄罗斯卫兵在站岗执勤。他们负责询问来访者的事由，然后与使馆内部进行确认。许多申请签证的人想通过这道门进入大楼。

泽伊采夫漫无目的地徘徊到了大楼后面，那里有一条小街，可通往签证处的入口。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距离上班还有两个小时，但等待签证的人已经排起了百米长龙。显然，许多人排了通宵的队，如果现在才开始排队，那差不多还要等上两天时间。他漫步回到了大楼前面。这一次，民警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泽伊采夫害怕了，他拖着脚步走到码头那边，等待使馆开门办公、外交官来上班。

快到十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是坐轿车来的，车辆驶上了进口处的车道，大门随即遵照指示般隆隆作响着打开，放汽车进去后又缓慢地滑动着关上了。泽伊采夫从码头那儿观察着，他想接近汽车，但发现车窗都关着，而且民警就在近旁。车内的人会以为他是来请愿的，都不会摇下车窗。然后他就会被抓起来，警察就会对他进行盘查并发现他的所作所为，还会告诉阿科波夫先生。

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不想使问题复杂化，他感到迷茫，但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只是想把文件交给旗帜很有趣的那些人。因此，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上午，他观察着，等待着。

内罗毕

1983年

与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也有一份限定额度的外汇补贴，这其中包括肯尼亚货币。宜必思烧烤店、艾伦·鲍勃酒馆和肉食店的消费，对他来说略显奢侈。他去了基马蒂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在那里的露天荆棘树咖啡馆花园里，在一棵古老的洋槐树旁边，他找到一张桌子，点了份伏特加和一杯啤酒，然后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

半个小时后，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子手里提着已经喝了一半的啤酒瓶，从凳子边起身走过来。图尔金听到一个声音在用英语说：

“嗨，振作起来，朋友，也许不会有什么倒霉的事情。”

苏联人抬起头来。他依稀认出了这个美国人，是美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图尔金属于克格勃第一总局的K局，负责反间谍工作。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监视所有苏联外交官、保护当地克格勃的行动免受渗透，还要留心寻找机会招募容易动摇的西方人。因此，他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外交官打交道，包括西方人，这种自由是苏联使馆其他工作人员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