喘不过气来布赖克伍德文章（第2/6页）

我的努力，如我先前所说毫无结果。我漫无目的地一个柜接一个柜、一个抽屉接一个抽屉地翻，一个角落接一个角落地找，有时，我认为肯定找到了猎物，我在翻衣箱时，偶然打翻了一只休伊特的“天使般的天堂香精或大天使油”瓶子，闻到了一股奇香。于是我拿走了这个战利品。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我的房间，想法不让我妻子察觉地做好准备离开这个国家。我已下决心这样做。在国外，没人认识我，我或许可能成功，尽力隐瞒我的不幸——比行乞更惨的灾难，疏远多数人，引起正直善良的人对无耻之徒的愤慨。我毫不犹豫迅速地记住了整个悲剧……我幸运地想起在这部悲剧的重头戏或至少在剧中英雄出场的那场戏中，完全没必要用我所缺乏的那种声调，而应该一律用低沉的喉音。

我在常去的沼泽地边练了段时间，没有参考狄摩西尼斯[5]的做法，而是采用我自己的独特方法。就这样，我全副武装地决心使妻子相信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上舞台。我由此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奇迹：我发现自己可以熟练地用悲剧的某些片断中我使用的公鸭般的葬礼上用的声调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建议。由于我极富洞察力，悲剧中的任何一部分我都可以同样适用于任何特别的事物，但这并不说明我完全缺乏那种代表著名演员特征的眼神、步履、露齿方法、膝盖动作及其他优美姿态。他们肯定要我穿上直统统的夹克——感谢上帝！他们从未发现我喘不过气来。

我的事终于现出了头绪。一个清晨，我搭上一辆邮车。我的熟人明白需要我亲自出面的最不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马车快挤爆了。在朦胧的黄昏中，我看不清同伴的面孔。我被不由分说地安插在两个牛高马大的绅士中间，另一个大汉要我给他腾点位置，一屁股坐在我身上并鼾声如雷地睡着了，鼾声淹没了我低沉的呼救声。幸运的是我的呼吸还正常，不然我非窒息而死不可。

马车驶到城郊时，东方已露出鱼肚白。压在我身上的那条汉子站起身来，整了整衣领，非常友好地致谢，他见我一动不动（我的四肢都未摆正，头扭向一边），一下慌了起来，这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他用肯定地口吻告诉大家，昨晚一个忠厚老实的活生生的旅伴死了——他朝我的右眼重击一拳来证实他的话。

于是，九名乘客像是尽义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揪我的耳朵。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将一只小镜子放在我嘴边，发现我真的没了呼吸，验证了我的迫害者的话。所有的人都坚定地表示将来决不驯服地忍受这种折磨，不再与这样的尸首同路。

我被他们扔到了一个有“乌鸦”标记的地方（这辆马车碰巧经过路边的酒店），我的双臂被车的左右轮压断，此后一切归于平静。我必须公道地说车夫并没有忘记让车轮避开我的大半个身体，以免压在我头上，将我的头颅有趣而奇妙地分开。

“乌鸦”地主是个热情的人。他发现我的身体还完整，他为我惹的麻烦还可能得到补偿，便以二十五美元将我卖给了一个他熟悉的医生。

买主把我抬进他的诊所，便立刻动手术。他割掉我的双耳，发现了令他兴奋的迹象。他立刻打电话叫来邻近的药剂师商量这件急事。他怀疑我还活着，后来证明他是对的。但同时他又在我的胃部开了个切口，取出一些内脏作解剖用。

药剂师认为我确实死了。我怒不可遏、拳打脚踢，拼命地反抗医生的解剖，以保全我器官的完整。多亏了一种新的电流电池。药剂师以他灵通的信息获得这种电池并以此做了几次奇怪的试验，其中也有我的功劳。我禁不住对此投以极大兴趣。但这是我的耻辱，我几次试图说话，却没法开口，我的语言功能丧失了，不能驳斥医生那坦率而空想的理论。要是在其他情况下，我肯定会马上以我精通的希波克拉底[6]的病理学理论来反驳。

由于不能确诊，两位实验人便想重做一次检查。我被带到诊所的顶楼，外科医生用女人的内裤和长袜把我包起来，绑住我的双手，用一条手帕拴住我的嘴巴，然后锁好门匆匆吃饭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寂静中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