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颜色（第14/30页）

我不敢再问，怕问多了又引起暧昧的怀疑。阿平来这里做什么，我心里一点概念都没有。他不是我从前喜欢的类型，我们和平地把话摊开，之后告别分手，心里没有太大波澜。也许他心里有波澜，我不知道。我只是尽我所能做到坦率，把话说得坦率，说我只是还想流浪，而他不是喜欢流浪的性格，不是他不好，真的。我不知道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无法回应时，除了实话实说，还能做些什么。我不曾掩饰自己因年少轻狂而充满幻象的矫情，而这不掩饰已经是在那时那刻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真诚。他接收了我的坦率，从此成为了解我轻狂的陌路行人。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黑夜包容人的一切遐想，我没有再开口，王老师也善解人意地没有多问。

车进了村子，开始颠簸。除了穿村而过的国道和中学门口的一段柏油路，村里的大部分道路仍然是土路或石路。零星的路灯低矮昏暗，照亮土房门口一隅巴掌大的空间。远远就能看见绮梅站在门口，披着一件长衬衫，穿着拖鞋，仰首看着。

我下了车。她已经长高了这么多。还是一句话都不爱说的忸怩的性子，只是看着我笑，双手还是相互攥着，脸蛋上的高原红倒是退去了很多。女孩子常常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舒展，因为未来在面前的庞然展开而眉眼获得不期然的舒展。

我跟着她进了房间，看到一切都没有太大变化。十八寸的小彩电，墙上贴着大幅年画，炉子不知为何撤掉了，但宽阔的炕上，还是能看到熟悉的绣花枕头和被子整齐地摆在一端。绮梅说那是她绣的，高考之后没事在家绣的。她又拿出一双鞋垫，绣满了凤凰和鲜花的鞋垫。三年前她就给我绣了一双，说是女孩子出嫁时需要的嫁妆。我笑了，说三年前那双还没用上，她羞涩地笑笑说没关系，多留两双，嫁人之后也可以用。绮梅对嫁人有着和我自己从前相似的秘密的凝思，她家来过一个画家，住了几个月之后离开，她便想走出去寻找他，或者寻找和他相似的人。

绮梅的妈妈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出来了。村子里的面条馨香漫溢，不知比东部城市里卖的好吃多少，不加肉星的纯素面就已经有唇齿留香的幸福感觉。

村里缺水，小麦和土豆是主要作物。地里种出来的基本只够一家人糊口，每年靠粮食的收入不过千八百块，再刨去烧煤取暖的五百块，剩下的零零星星只够买一些生活用品。孩子的上学、大件物品的添置都要靠大人去城里打工。王老师和妻子算是幸运，都有一份文职，总算可以不必远行也能把女儿供到毕业。剩下的大部分家庭，孩子都与父母长期分隔在国度的两端。村子没有矿产、没有历史、没有手艺绝活，只有一片笼罩空无的阳光。曾经有一个台湾慈善商人想为这里投资网络，幻想教村民直接进入信息时代，但在我们那年到来的时候，这工程正像无水的河道尴尬地悬停。地域就是生存的限制。

绮梅和妈妈坐在床上，絮絮地给我讲着这几年学校的状况，各个学生的变化，王老师笑着站在门旁，叉着双手悠悠地听着。

村子和外界的沟通越来越多了，村子在一点点变好，留在村子里的孩子比前几年多了。

我看着面前的绮梅，思绪又一次回到三年前。

三年前。木桌木椅的教室。红砖绿框黑板的教室。拉着我们问东问西的孩子。一心希望从我们身上了解世界从而走出去改变命运的孩子。纯良的孩子，早早懂得世故和功利的孩子，没有学会看天下先学会愤世嫉俗的孩子，而又纯良到不懂得掩饰这一切的孩子。刚见到他们，队里有几个人很是震动了一番。孩子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懵懂纯朴，一相识便眼泪汪汪地讲述自己家庭悲惨，或是怒火中烧地控诉世间腐败而不公。他们或许将我们误解为能够将他们拯救出生存窘境的人。这实在不难理解。村子里来的外人实在太少了。

其实，能教他们什么，该教他们什么，我们心里一点都不清楚。他们在意的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声音带着电视上学来的腔调与措辞。我们大部分人手足无措，陪他们流眼泪，但不知道如何言说。他们说的我们何尝不知道，若不是为此，我自己又为何想去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