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颜色（第13/30页）

记忆里还有三年前的那一趟火车。那一次是白天，阳光灿烂，平原辽阔一览无余，田地的四方形黄绿交错，路过大片大片的金黄的油菜花，带着无忧无虑的茁壮抚慰生活的贫瘠，让人看了心生暖意。我们在车上拍了很多照片，同行的美国学生更是连连呼叫。对他们来说，贫瘠不是问题，这样的异域风情，连贫瘠都是一种风情。我们在车厢里讨论时事、生活梦想、未来的世界。美国学生总有一种在我看来有些夸张的拯救世界的热情，口中不停说着领导、改变、救助，仿佛他们的到来真能拯救这片古老的土地。他们的话语映着窗外灿烂的太阳，显得热气升腾，我们坐在对面，常常沉默以对。一个美国女孩问我们生活的激情，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爱好、关于学术、关于寻常生活，她问我们为什么都是逃离世界的激情，一个男孩说，世间黑暗，让人无处踏足。

“那是当然，世界总是黑暗的，”女孩说，“所以才需要我们嘛。要是已经到处一片光明，还要我们干什么？”

大概这就是思维差异了。

广袤的土地休养生息，在阳光的普照中看不出久居其上的人的悲苦。干旱少雨的地方，连悲苦都是干旱的。除了九八年水灾，再没有过大灾大难，没有让人放声哭泣的场合，没有嘶喊。然而年年都是干旱而漫长的，小麦栽下去只有稀疏的收获，豆子有时死在地里，土壤裂开伤疤似的裂口。年年如此。莫说三年，怕是三十年也难有太大变化。

时光在每个人身上画下痕迹与烙印。土地用万年退尽青涩，人只用三年就够了。同样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却不知道结果是否同样赤裸而粗糙。三年中，那个美国女孩已经结婚了，在洛杉矶买了房子，做了阔太太。同行的一些伙伴有的远走异国他乡，有的继续学业，有的已经开始在大都市的霓虹里偿还生活的贷款。大部分我们教的学生已进城打工，和我们失去联系。我一个人继续着没有结果的寻找。

物是人非，只有火车依旧。

小站到了，已是晚上十点。

出站就看到王老师，给我写信的女孩的父亲。他在村里的初中教书，五年前是我们主要的接待。我在他家住过两天，因而和他，和他的女儿都分外亲切。

一见到我，他就热情地迎上来，憨憨地笑着，接过我的背包。他人没有什么变化，皱纹也不见多。成人的面容总是不像孩子那样容易变化。他将我带到他的面包车上，背包放后排，我坐到副驾驶，车门松松垮垮地碰上，透着夜风，一路驶上盘旋的狭窄山路，驶入旧时光。

我问他这几年还好不好，他说还行，老样子。我说女儿可真争气啊，这下不用担心了，他嘿嘿地笑了，没有夸赞，但笑容里透着自豪。他一直说孩子上不上得了大学都无所谓，但看得出来，女儿能考上大学，他比什么都高兴。

夜阑如水，土坯的民居在道路两旁偶尔滑过，轻易让人想起那时每天乘车去上课的时光。也是这条路，也是这样旷达的视野。那时总是队长阿平坐在我这个位置，我们挤在后座上，在每一个转角相互挤压出大声呼笑。

“你这几年都没来看看啊。”王老师忽然说。

“哦，不好意思，”夜色遮住我的脸红，“总说要来，但总有事情。”

“啊，”王老师连忙笑道，“不是责怪你，只是以为你会和小李一块儿过来呢。”

“队长？”我诧异道，“他后来常来？”

“何止常来，有一段时间是常住哩。”

“真的？他来做什么？还是教书吗？”

“不是，是做项目。”

“什么项目？”

王老师忽然扭头，带着含义丰富的笑问我：“你不知道？我以为你俩好着呢。”

夜色再一次遮住我的脸红，我支吾着说：“没……没有。您误会了。”

那时阿平确实在追我。只是我没有答应。我们有时午饭后会去村后的小河边一起走走，下午回来的时候难免出双入对。时间久了，不仅大人看得出来，连上课的孩子都起哄笑着。阿平会佯装恼怒，跟笑他的小鬼追跑打斗。这画面现在想起来已经那么遥远，画面里的笑容都恍然成了摄影一般，静止着没有动作，咧开嘴没有声音，眼睛亮得像星星，无论是阿平，还是笑闹的孩子们。王老师的误会是正常的，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联系了，原本就不是同学，那次支教之后更是各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