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离开军队的诱惑（第4/6页）

我问李梅将军，为何他会一直留在军中。他回答道：“我在军中的晋升状况很正常。后来我面对要留下来或去飞民航机的抉择。经过慎重思考，我最后决定留下来，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我喜欢我的同事，他们是我接触过的最棒的一群人。他们都很有进取心，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绅士。

“当时的军官可以大大方方地走进银行，在一张票据上签了名字，存进银行，然后就可以开立支票，根本不需要有连署人，只要金额能与薪水配合即可。此点令我印象深刻。当然，这是我们之前的陆军军官以他们正直与诚实的形象为我们争取到的待遇。我对此事印象深刻，也因此决定投身军旅，虽然我非常了解当时军人的待遇并不好。我从未后悔作这个决定。当然，后来我在军中的成就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我的军中生活非常充实。我觉得我一方面对国家有所贡献，一方面又过得很满足。我从未后悔当时所作的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中许多资深军官都曾在战争期间获得快速晋升，但此点并不足以弥补 20 世纪 20 年代与 30 年代晋升迟缓所造成的缺憾。然而，在“一战”与“二战”期间离开军队的军官，大部分并非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了军官，甚至最高层将领的提早退伍。柯林斯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我常在想，假如身为参谋长，无法发自内心地支持总统或国防部长所作的预算决定或其他政策，那他该怎么办？我想，碰到这种情形，他依法有权可在必要时越过国防部长直接向总统反映。我认为，为了忠于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参谋长应支持总统的计划，除非在遭遇危机时，他认为国家安全会因此出现问题，他才应该坚持己见。在这种情形下，他应要求辞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没多久，我在一次三军政策讨论会中，觉得有必要告诉当时的陆军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我无法接受陆军现役师的数量受到进一步裁减的构想。当时我已经到了几乎要辞职的地步。假如不是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我可能会被撤换或被迫辞职。”

迈耶将军向我说明了他的立场：“我会坐下来，列一张清单，写上我信奉不渝的原则，其中有小时候师长的教导，并以责任、荣誉、国家为指导，给自己定下一条界限。也就是说，我会事先坐下来，定出可能会造成我必须辞职的原因。具体地说，我要辞职的原因有二。第一，我与政府或我的上级对某些基本原则有重大分歧，以至于我不可能执行对方所交办的任务。第二，假如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有违反道德或伦理的情形，使得我无法放手去做。碰上这些情形，我就会辞职。”

许多初级军官刚进入军队时，兴致勃勃地接受各种挑战，但在接触到某些无能的资深军官后，开始觉得失望，并因而气馁，进而离开军队。施瓦茨科夫将军本人就有过这种经历，他树立了一个最佳的典范，使我们了解，强大的风格将有助于克服这种失望的情绪。

他一开始以少尉的军衔被派至第 101 空降师服役。他原先以为来到了陆军的精英部队，结果却大失所望。他指出，该部队的资深中尉与上尉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朝鲜战争期间所留下来的“酗酒的恶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去搭理我并不尊敬的人——我心里并没有准备好要面对这种困境”。他形容他的连长是一位“矮胖、懒惰，已经 40 岁的中尉”，他在战后又回到陆军，因为“他在外面混不下去。101 空降师，顾名思义，每个人都要跳伞，但这位连长却不敢跳伞。每次要跳伞时，他就以自己感冒了或有其他毛病不能跳伞为借口，搭车前往空降区与大家会合”。

这位中尉连长不久后被调走了，换来一位上尉，他也是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他是个酒鬼，施瓦茨科夫常常要开车载他回营区，因为他不是醉得不能开车，就是在酒吧内不省人事。这位上尉连长告诉施瓦茨科夫，他不喜欢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他差遣施瓦茨科夫做事，然后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无怪乎，这个部队未能通过战备测验。事后，这位连长把大家集合起来训话：“你们这些混球。你们把前几天的战备测验搞砸了，因为你们想整我……”有几位士兵向督察官报告有关连长酗酒的事，但这位督察官却把这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了连长，害这几位善良、热心的士兵从此常被连长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