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大公无私（第5/17页）

奎松接受了他的解释，并说“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不会再提了”，他用一个书面的褒扬状取代了谢礼。艾森豪威尔表示：“对我的家庭来讲，这样的褒扬比任何金额的钱都更好、更有价值……（奎松）显然没有任何怨恨地接受了我的决定，也没有感到丟脸——后者是我非常关切的。在远东地区拒绝任何人的礼物，尤其以伦理的理由拒绝，是很容易变成严重的个人问题的。”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于 1942 年 3 月过世，但即使在这段悲痛的时间里，他的责任感仍然战胜了一切。因为在华盛顿担任作战处副处长的责任压力使得他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在 1942 年 3 月 11 日的日记里写道：“我感觉非常糟糕，我非常想在这几天陪着我的母亲。但我们正在战争中。战争并不轻松，我们没有时间沉迷于即使是最深处、最神圣的感情里。母亲一直是父亲生命里的鼓舞，也是任何方面的真正帮手。现在是晚上七点三十分，我要停止工作了，今晚我已无心继续下去。”隔天他写到有关他的父亲：“他信守的每个承诺，他的纯真诚实，他坚持立即还清所有的债务，他对他的独立性感到骄傲，这些所建立起的名声使他的儿子们受益良多。”

在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登陆日统帅和陆军参谋长的杰出表现后，他的国家和世界继续要求他的领导。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艾森豪威尔被指派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挥官。当时杜鲁门（Truman）总统将麦克阿瑟将军革职也是一个令人困扰的纷争。艾森豪威尔再度想起了无私的重要性。他在 1951 年 4 月 27 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的评论：“在美国，这个‘大争论’只不过是由不同程度的个人偏袒和争吵所组成的持续风暴。对大部分人来说它已经被简化（事实上是过分简化）为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斗争。这是多么悲哀啊，在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却因人类的自私而分裂。有很多有启发性的讨论与辩论空间，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也没有权利来弱化自己，因为我们陷入满足个人野心的事务上。

“就我所知，这个总部的每一位资深军官都能有更好的去处。每一个在这里服务的人都是被一种对人类事务紧要性的强烈责任感所驱使。很不幸的是，他们必须每天对抗来自伦敦、华盛顿和巴黎的那种让人悲观与沮丧的认知。在那些地方，不配的人正在引导我们的命运，或在竞争激烈地争取能主导我们命运的机会。

“如果我们有需要道德和智慧的正直感的时候，正是现在。感谢上帝（真的），我们仍有一些能让大众尊敬的人。为我的家庭以及美国，这也是我生命中真正的热诚，只要我还有能力，我将继续有效和乐观地工作。但我深切希望在自由世界有影响力的地方，已经培养出新的、年轻的、有活力的民间和军事领导人，并让他们专心奉献于他们的国家、责任心和安全。”

艾森豪威尔对责任的概念不止于军官。当他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时，他曾考虑接受成为总统候选人。一个代表团在 1951 年 10 月 25 日与他见面，鼓励他竞选总统。他回忆这场会议：“我并不想当美国总统，而且我也不想接受任何政治职务或有任何政治关联。我现在的工作如果成功，将对未来的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

他同时也强调在他责任感内的无私：“我接受这个职务（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SHAPE］指挥官）完全是责任感使然——当我离开纽约时，我确实牺牲了许多个人的方便、利益和喜欢的建设性工作。我绝不会为其他的政府工作而离开目前的职务，除非有明确的责任召唤。我绝不会参与任何促使我被提名的活动，因为我相信总统一职不应该被追求，同样我也相信它无法被拒绝。我无法说清需要何种进一步的情况才能说服我有责任进入政治圈，我就是无法知道是何种状况。在这一刻我仅能承认，在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协助或我的默许，我不会考虑他们所说的提名，让我去承担如此大的责任。”

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是一位真正无私的公仆，他自杀的悲剧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和福莱斯特经常谈这些事情，”艾森豪威尔说，“比任何人都多，因为他有正直的目的和对公共事务的奉献。此外，他个人非常关心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危险，而他也愿意谈这些事情。一些我在军中、政府或民间部门的同事和福莱斯特有一样的无私精神，但很少有人有他那种永不满足的学习欲望，并运用其知识为公众利益服务。所以我们一起探索和搜寻来定义一些至理名言，让它们在语言上能具体而明确，并且能普遍的适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