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可怜的战败者（第3/6页）

当然，有的时候，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许多前线的步兵师比其他部队更有纪律性。苏军的军官中犹太裔大多会出人意料地去保护德国的妇女和儿童。4月20日，斯大林也曾发布命令：“要改变对德国人的看法，要优待他们。”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残忍地对待敌人，将会激起敌人坚决的抵抗意识，这样做对自己是不利的。可是绝大多数的军官和士兵仍然对此视而不见。

但是，还有许多人认为，在军纪实施前，苏军有在柏林连续抢劫和强奸2周的权力。直到8月3日，德国投降的3个月后，朱可夫才发布了一道严明的军规，以控制所谓的可耻的事件。

苏联人曾经喊出过“把德国人从纳粹的魔掌中解放出来”的口号，但很快就无人相信了，尤其是很多德国的共产党员家庭也受到迫害之后。苏军的形象已经因为这些劣行大打折扣，这很容易让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势力借机鼓动民众，对苏联的统治进行反抗。因此，所有纵容下属的指挥官都将受到严惩，中士和下士每天早晚必须点名，部队在没有接到命令时不准擅自离开柏林。相比之下，在西方的军队中，这都是非常常规的命令而已。

人们在极端的环境之下几乎无权选择，哪怕道德标准都已经遭到了践踏。作家卡多夫在返回柏林的时候，看到了柏林的穷人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进行交易的场景。她立即想起了一句诗：“食物为先，后有道德”。

5月初的时候，这里逐渐变成了货品交易的黑市。所有被释放的战俘和那些武装的劳工在这里交易他们的战利品。德国人在战败后一直与痛苦做着长期的斗争，因为战败让他们彻底失去了信心。很多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被完全征服，而他们的士兵都将在西伯利亚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直到死去。然而，随着希特勒死后纳粹集团和抵抗组织的全面瓦解，德国人态度的改变让所有处在柏林的苏联人感到惊奇。

希洛夫非常吃惊地告诉贝利亚：“这里所有的居民都对我们表现出绝对的服从。”崔可夫的一个参谋军官，将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状况理解为“德国人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对权力绝对服从的思想”。

一些苏军军官对德国人的做法也感到惊奇，他们往往很自觉地把纳粹旗帜扔掉，改成悬挂鲜红的共产党旗，也许对于柏林人来说，这就相当于把“嗨！希特勒！”换成“嗨！斯大林！”而已。有许多前纳粹党成员跑到苏联方面去揭发、邀功，以出卖别人的方式保全自己，或许他们是想在被别人揭发之前占据主动，也好少受一些牵连。

“锄奸团”则对前纳粹党成员进行讹诈和勒索，以此帮助苏联秘密警察顺利抓捕纳粹党人以及国防军的军官。秘密警察组成许多搜索小分队，他们带着军犬到每个公寓和出租屋里寻找“猎物”。可怜的德国逃兵们躲在这里，本是为了躲避德国宪兵分遣队和纳粹党徒的搜捕。当时，苏军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法西斯分子正在贩卖有毒的柠檬水和啤酒，从而实现在柏林进行大规模投毒。

在里希滕贝格的街头，公然出现了“纳粹万岁！”的标语。5月20日晚，苏联秘密警察第10号特别营地还遭到了一次突袭。当时，营地指挥官们都去参加宴会了，466名囚犯被救走。贝利亚听说此事后拍案而起，大骂那些秘密警察和高级军官没有危机意识，防卫松懈，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期，德国的女人们多想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常的状态。她们每天排着长队、拿着水桶，在已经倒塌的建筑前清理瓦砾堆，这几乎成了柏林的一道街景。妇女们工作数小时，只能得到一点点马铃薯充饥，然而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德国人不失幽默地将夏洛滕贝格改名为“卡拉默滕格”，意为“垃圾堆”；将利希滕菲尔德改名为“特里希菲尔德”，意思是“布满弹坑的地方”；施泰格利茨则被更名为“斯坦赫特尼切特斯”，解释为“没有直立的东西”……这或许是他们在混乱的世事和苦难的绝望里仅有的一丝慰藉。

按照别尔扎林将军的指示，雇工们都回到了他们之前工作的工厂，“锄奸团”又联合秘密警察部队把“大德意志”广播电台围在了警戒线里。所有的工人都被要求站在各自的办公桌旁，于是他们也不用再想办法破坏各种设备，也不用绞尽脑汁地想如何不露痕迹地消极工作。“锄奸团”的波波夫少校负责这里，他表现得很平和，还向这里的工人们保证他们的军队一定会保护这些妇女。但几天之后的事实证明，女人们并没有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