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第8/9页）

通过区分罗马内战与罗马的其他战争，西德尼阐明了内战的意义：他认为，“内战”这个名字“被荒谬地应用于奴隶和角斗士的战争；因为角斗士也是奴隶，而内战只能发生在由公民社会的公民之际，奴隶并不是公民。同盟战争的参战者是自由人，也不是公民；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也不能称为内战”。[67]西德尼的前辈们及同时代人援引罗马历史来证明，共和政府直接导致了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不稳定。西德尼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所有的君主制国家都受到内战的折磨……但是，共和制国家没有那么多内战的困扰。”[68]

罗马共和国——既没有皇帝也没有国王统治罗马人的时期——是西德尼的观点的最佳例证。17世纪20年代末，保皇派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在《父权论》（Patriarcha）一书中阐述了关于“平民政府的瑕疵”，西德尼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反驳。菲尔默描绘了一个动荡而短命的罗马“民主”：从罗马的最后一位君主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到恺撒大帝的崛起仅仅过了480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叛乱，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破坏性“内战”：“同盟者战争显然是内部的；奴隶战争及角斗士起义；马略和苏拉的战争，喀提林阴谋，恺撒与庞培之战，后三头同盟奥古斯都、雷必达和安东尼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让罗马的街头血流成河。”弗罗鲁斯认为罗马最伟大的成就——扩大了帝国疆域——是“民主政府”带来的成果，而菲尔默不赞同：“即使在那个时代，世界因罗马在海外的胜利惊叹时，国内公民被屠杀的悲剧应该受到同情，包括来自那些被罗马征服的敌人的同情。”罗马在继续扩张，这些战争也仍在继续，而罗马公民将征服异国的武器对准了自己的同胞，直到“内部分裂最终使得政府回归到君主制”。[69]

为了证明君主制的必要性和共和制的不稳定性，在叙述共和制下的内战时，为了附和奥古斯都提出的君主制保障了和平的论断，菲尔默将其转换为对君主制更有利的叙述。西德尼对菲尔默的反驳同样是具有争议的。他赞同撒路斯提乌斯所说的，帝国的战利品就像是一种使政治体系瘫痪的疾病：“当伟大帝国的战利品被用来装饰私人房屋时，想要维护公民的平等，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却是极其困难的。”[70]并不是因为坚持共和制导致了罗马的煽动叛乱及最终的内战；相反，恰恰是因为偏离共和制造成的。也不是因为没有君主使得公民挑起了战争，而是因为有敌人的存在。无论如何，罗马思想家认为，西德尼而不是菲尔默对共和国战争中所面对的敌人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内战只能由公民社会的成员发起”：对于内战冲突，这是一种惯用的罗马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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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马的内战史作家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内战一旦开始就可能会继续下去。西德尼曾警告：“企图寻求一个政府能够避免任何内战、骚乱和煽动叛乱，那是徒劳的”，“这种幸运我们这辈子是没法指望了，只能等下辈子”。[71]看来，作为罗马的后继者，逐渐崛起的欧洲诸国均无法摆脱罗马式的战争暴力，以及对这种暴力的罗马式理解。内战是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因为没有城市或国家就没有文明，于是被内战分裂成了注定的命运。1734年，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在反思罗马帝国盛衰的原因时，为这个困境做出了解释：“罗马征服世界的同时，暗藏的战争正在其内部进行：就像火山一样，一旦遇到一些可燃物质，瞬间就会喷发。”[72]直到18世纪末甚至将来，这都是罗马内战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教训。

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叙述，同样包括一连串的政治动乱，也是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却具备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在这种历史视野中，一系列的革命取代内战构成了现代解放运动核心，而这场运动不同于那些注定会发生的内乱纷争，它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开始，贯穿了之后的整个历史。这个创新性的叙述自带遗忘功能。新生的革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压制内战的记忆，然后用更具建设性、更具希望和前瞻性的事物将其取而代之。正如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19世纪法国哲学家西奥多·约夫里埃（Théodore Jouffroy，1796—1842）所说的那样：“欧洲的内战已经结束了。”[73]唯有忽略内战和革命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两个概念之间的诸多重叠，革命的希望才能得以延续。但罗马人的内战概念不会悄悄地逝去；实际上，革命时代同样是内战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