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众多“辛德勒”，众多“鲁迪”（第7/9页）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红军全面反攻，1944年1月3—4日进入波兰以后，就面临“两面作战”的问题，除了与德军作战的正面战线，还出现一个“第二战线”。在那里他们遭到的袭击并不来自他们曾经担心的被打散了的德军，而是来自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家乡军”，以及反共、反苏的“民族武装力量”、农民自卫队等波兰武装。苏联随军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在红军进入波兰以后写了一系列战地通信，后来结集为《距柏林896公里》出版（书名得自利沃夫的路牌“距柏林896公里”）。那本书就告诉我们，德国士兵具有坚决执行命令的特点，一旦被打散，失去指挥，就不会再做什么。而波兰与俄罗斯历史积怨极深，仇视俄罗斯而亲西方的大有人在，他们并不把苏联红军看作解放者，而是看作和纳粹一样的敌人。1945年2月4至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再次为波兰流亡政府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斯大林指责说，正当苏联红军为彻底打败纳粹德国浴血奋战时，这个政府领导的地下武装却在背后打“黑枪”，已经杀害了212名红军战士，斯大林表示：“他们指责我们逮捕他们，但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布，如果他们继续袭击我们的士兵，我们就要消灭他们。”眼见气氛不好，罗斯福建议下次会议再讨论波兰问题，并且说：“五个世纪来，波兰问题都让世界感到头痛。”丘吉尔也表示，应该设法使波兰问题今后不再让人头痛。

斯大林并非说说而已，他把对付背后打“黑枪”的任务交给了贝利亚领导的苏联内务部，实际负责的是该部第二号人物伊凡·谢洛夫（1905—1990）。除动用苏联内卫部队外，还在波兰政府里建立了“公共安全部”。被逮捕的反苏地下武装人员大约有25,000名，包括约300名“家乡军”军官，这些人后来不少被送往西伯利亚苦役营，由此不难知道“第二战线”的规模。顺便提一下，1954年苏联内务部改建为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缩写“КГБ”，即人们熟悉的“克格勃”。谢洛夫是其首任主席，直到1958年。那年12月到1963年2月，他又担任苏联军事情报局（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PУ，“格鲁乌”）局长。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被推翻。1998年12月18日波兰议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研究1939—1989年纳粹德国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时期罪行的机构“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简称IPN），根据这个机构的报告，从1944—1946年，“家乡军”在波兰各地发动的对监狱、集中营、治安机构的袭击就有66起，其中最为成功的是1945年5月21日对伦贝尔图弗（Rembertów）集中营的袭击。那里原来是一个纳粹德国关押苏军战俘的战俘营（Stalag 333），1944年9月苏军攻占以后成为关押波兰“家乡军”的营地，同时也关押了一些德军战俘和被苏联当局视为“叛徒”的苏军战俘。苏联方面说那次袭击造成466名囚犯脱逃，“家乡军”则称解放了800人，后来还有人把那数字扩大到1,400人。现在的波兰政府承认当年流亡政府为正统，专门为1944—1989年反抗“共产主义统治”的斗争设立国家纪念日，2011年2月9日由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Bronisław Maria Komorowski，1952—）签字正式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红军解放这些地方成立的临时管理机构及后来建立的新政权中，犹太人占了不小比例。战争期间由于各种原因流亡苏联的波兰犹太人大量返回故乡。根据波兰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档案，1946年1月登记的只有86,000人，夏末就达到24万人。约有18万犹太人从苏联返回，不难看出所占比例之大。根据“IPN”的报告，战后最初10年（1944—1954）波兰政府450名高级官员里有167名犹太人，占37.1%，远远超过犹太人在波兰人口中所占比例。一些地方机构犹太人占的比例更高，例如在东南部苏军最先解放的卢布林，治安部门80%的官员、50%的民兵是犹太人。1945年4月菲尔德亨德勒被刺身亡后不久，从5月1日到5月28日，卢布林地区接连发生12起袭击地方治安部门的事件：Krasnosielc和Annówka，5月1日；Kuryłówka，5月7日；Grajewo 和Biáystok，5月9日；Siemiatycze和Wyrzyki，5月11日；Ostrołęka和Rembertów，5月18—21日；Biáa Podlaska，5月21日、24日；Majdan-Topiło（Białowieża Forest）和Kotki（Busko-Zdrój），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