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1936—1938年“大清洗”（第5/6页）

但是好景不长，1938年4月6日叶若夫受命兼任苏联水运人民委员。8月22日，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拉夫连季·贝利亚（1899—1953）成为他在内务部的副手。11月25日，据说是按照叶若夫自己的请求，他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1939年3月3日又被解除一切职务，4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关在莫斯科城南苏哈诺夫卡监狱，那是他很熟悉的专为“特别危险的人民公敌”建立的监狱。1940年2月2日，叶若夫在贝利亚的办公室受审，两天后即被枪决。有趣的是，13年后（1953年12月24日），同样命运也降临到贝利亚头上。

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之外，还有许多联共（布）早期重要人物也都在“大清洗”中罹难，不能都说，只举数例：

安德烈·布勃诺夫（1884—1938），联共（布）中央首次设立政治局的7名委员之一（其他6人为列宁、加米涅夫、索科尔尼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后来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11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8年8月1日被处死。

扬·鲁祖塔克（1887—1938），拉脱维亚人，1923—1926年和1934—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2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1924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4—1934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6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24日被捕，1938年7月29日被枪决。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开始设立于1917年8月6日，捷尔任斯基·马特维·姆兰诺夫（1873—1959）、雅科夫·斯维尔德诺夫（1885—1919）三人为书记，阿道夫·越飞（1883—1927）和叶莲娜·斯塔索娃（1873—1966）为候补书记。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进入书记处并担任新设的“总书记”。据米高扬回忆，1924年列宁逝世前曾经建议由鲁祖塔克取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

越飞是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人，曾经出使中国，与孙中山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他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前两人一起编辑过《真理报》和《前进报》。苏俄成立后，托洛茨基、格奧尔基·契切林（1872—1936）相继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他均任副职。1927年托洛茨基以“反党”罪名被开除党籍，11月16日越飞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自杀身亡。

尼古拉·乌格兰诺夫（1886—1937），1924—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4年8月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1926年1月1日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37年5月31日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1889—1939），出生在一个波兰工人家庭，1927年12月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7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28年起担任联共（布）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5月3日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1939年2月26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另外两个曾经担任乌克兰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弗拉斯·屈巴尔（1891—1939）和巴维尔·波斯蒂舍夫（1887—1939）。屈巴尔1926年11月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2月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6月被捕。这三个人于1955年都恢复了名誉，但有人指出他们是乌克兰农业集体化的实际执行者，对1932—1933大饥荒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通过30年代的“大清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老人”已经被清除殆尽。1922年末、1923年初，病中的列宁曾经写下一份后来称为“列宁遗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准备在1923年4月召开的第12次党代表大会上宣读。“遗嘱”建议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还对几位领导人逐一作了评论，建议解除斯大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但因1923年3月列宁再次病重，这封信在他去世以后1924年5月举行的第13次党代表大会上才由加米涅夫代为宣读。不久传到西方，1926年《纽约时报》就刊出了英语完整译文，在国际上早已是“旧闻”，只有在中国，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而且时至今日知道的人仍然不多，有幸读到它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遗嘱”中，列宁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比较年轻的布哈林、皮达可夫6个人逐一做了评论，被看作是最有可能“接班”的人。这个做法说明列宁并没有指定，甚至也说不上推荐“接班人”，只是对可能接替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评论有褒有贬，而且对缺点、不足说得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