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五（第5/9页）

历史如此纠缠不清，割舍不掉。赵广陵不能不暗自钦佩，这位共产党的孙专员是个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气节的人，于是便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在保山他们主要跑档案馆，但打开那些储存档案的库房才发现关于抗战时期的档案已经乏善可陈了。管库房的老保管员说，这里面的档案从清朝时期的诗书文集到民国时代的文牍公函，在1958年就送去造纸厂化纸浆了，“文革”时又烧了一些。以至于赵广陵他们要找到一份抗战时期保山地区支援前线的公粮、民夫的具体数额等公函都难，更不用说能搜集到当年攻打松山、腾冲、龙陵时敌我双方的攻防态势、战争经过、参与将领、阵亡人数等方面的史料了。国家的一段珍贵历史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而被粗暴地销毁了。在地区公安处倒是查到一些民国时期的“敌伪档案”，但多是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尤其是后者，分门别类地做得很细，连一个民国时期的保长的档案都很齐全。赵广陵不能不想起当年为省公安厅打造档案柜的岁月，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原来人家是这样装在某个袋子里（赵广陵曾称之为“裹尸布”）的。只是因为他不断改变名字，变换身份，才在风雨飘摇中躲躲闪闪地苟活下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背后一定有一张管理严密的网。

正是在查阅“敌伪档案”时，赵广陵看到了自己父亲赵稷源和兄长赵忠仁三十多年前的档案。

龙陵赵氏在本地枝叶繁茂，赵广陵这一脉世居城边白塔山下。他的父亲赵稷源曾有诗云：“白塔方丈起茅屋，青山排闼入吾庐。柴扉紧闭无车马，翁本素业一老儒。”赵稷源在清末考取过举人，但却弃官不做，自号百谷散人，回乡学陶潜诗书自娱，耕读传家。或许他已看出大清的江山即将寿终正寝，身逢乱世，圣贤之书方是宁静之本，独善其身乃为做人之道。赵氏家族的家训早被他们的先祖高悬在赵家祠堂正门的两侧，“祖宗一脉真传惟忠惟孝，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

中国的士大夫，当他们生不逢时、受时代所扼时，他们回归田园，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百谷老人壮年时受变法维新思想熏陶，在两个儿子身上下足了教育功夫。他们都在北洋政府时代出生，国民教育也已普及到龙陵这样偏远县城。老大赵忠仁弱冠之年，赵稷源就将其送到日本求学，他在一篇《示儿书》中写道：

日人之技，无外师从欧美；欧美之技，无外善于变通。内变机理，外合潮流。吾国人民，积弱积贫，吾国机理，落后潮流，如牛车之于蒸汽机车耳。然牛车之道，机车难行，机车之道，牛车不适。弃牛车而换机车，大要有三：一曰天时地利人和，二曰更新观念理顺国体，三曰发愤图强振兴民族。待国运轮回，机理调顺，五族共和，民主宪政，政通人和；国家强健，人民富庶，外御列强，内修仁德。彼时欧美敬重，日人仰视。天下承平，春和景明，撒种栽插；桃花夭夭，鹭落牛背，燕筑屋檐，妇孺嬉戏，牧歌悠扬。诗书盈室，男耕女织，温良恭俭，童叟无欺，大同世界，斯为乐土矣！

这是一个乡野老叟的家国强盛梦，美妙得如同飘进柴门的一缕晨雾。赵忠仁在东京的一所法科学校学成归来时，中日战争已爆发，他本来可以在省府做事，但弟弟赵忠义投考军校去了，父亲以“死”旗相赠，家里就当没有这个儿子了，他只得回乡侍奉父母。可没想到1942年，日本人眨眼就侵占了龙陵，当亡国奴原来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其实，赵稷源老人在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兵败时，就感觉到战火烧到自己的家乡是迟早的事情。他几乎以半价卖掉了大部分田产和两家商号，换得三十万法币，在龙陵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日军进占龙陵县城时，赵稷源带着游击队和儿子退到了一个叫皮嗄的傈僳族山寨，同时也为怒江东岸的国军做些传递情报、惩治汉奸、收留远征军伤病员的工作。这支游击队由汉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等多个民族的抗日志士组成，武器却相当简陋，火铳、弓弩、毒箭、大刀是他们的主要装备，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汉阳造，连机枪都没有一挺。就这样与日军周旋了半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