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五（第4/9页）

那天晚上十点多了，赵广陵的房门被敲开，孙专员带着华子君和秘书站在门口说：“赵老师，走，我带你们吃烧烤喝啤酒去。”

孙专员以老师相称，让赵广陵顿时感动莫名。在烟熏火燎的烧烤摊，赵广陵才知道原来孙专员小时候就见识过远征军。日本鬼子打来那年，他才十岁，跟随母亲上山躲避战祸，四处逃难，对战乱之苦自是感受深刻。远征军反攻时，他的景颇山寨就驻扎过一个连的士兵，还有一个参谋住在他们家。孙专员说他还记得那个参谋是个外省人，长得英武极了，好像也是军校毕业生，他还骑过他的肩头，摆弄过他的手枪、皮带、牛皮挎包。这个参谋很喜欢他十六岁的姐姐，有一回还帮她去打猪草。他姐姐帮这个参谋洗衣服，还和参谋一起去村边遛马。村里人都说，孙家怕是要招个远征军的女婿了。但一场战斗下来，参谋战死了，当初住他们村寨的远征军，只有俩兵是活着的，还是担架上抬回来的。孙专员最后叹息道：

“我那个痴情的姐姐啊，一直不相信那个参谋战死了，见到穿军装的国民党兵就打听。唉，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人来我家提亲，我姐姐就是不答应。一直到都解放了，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回到家里做她的工作，说你还等一个国民党军官干哪样？想让我们一家都当反革命家属吗？那时年轻，不懂历史啊。当然了，那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我有今天的认识嘛。”

赵广陵问：“那你姐姐一直终身未嫁？”

孙专员说：“到我姐姐都四十多岁了，她好像才死了那份心，随便嫁了一个鳏夫。赵老师，你知道的，在我们景颇山寨，三十来岁的女人都可能当奶奶了。我只好把我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她，让她好歹也有个后。”孙专员喝下一大口啤酒又说：“我现在才明白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心上的烙印是抹杀不掉的，更何况一段纯真的感情。我那命苦的姐姐，哪里晓得战争有那样残酷？那个远征军参谋也可怜，他和我姐姐可能连手都没有牵过。”

赵广陵也喝下一大杯啤酒，动情地说：“孙专员，我现在才相信，面对外辱，同样的苦难，不分党派主义，不分汉族少数民族，大家都有共同的担当，共同的记忆。当年我也有一个手下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姑娘。他是我的副连长，陕西人。但他担心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一直不敢向那姑娘表白。他让我帮他拿主意，我就说等打完仗吧，戴着军功章去提亲，岂不更好。我那时也愚蠢，不太懂一个男儿再有功名心，也有儿女柔情。”

孙专员问：“他活下来了吗？”

赵广陵悲戚地说：“打松山时，替我死了。”

大家长久无言，各自端起酒杯喝酒。烧烤的烟雾拌着肉香四处弥漫，像一个浓缩的战场。只不过没有硝烟的狰狞，没有生死搏杀的呐喊。隔壁一桌十来个青年男女闹闹嚷嚷，划拳行令。小伙子们豪气冲天，以拼刺刀的干劲拼酒，女孩子们撒娇作态，莺声燕语；对面还有一对安静的情侣，头挨头，男的拿起一串烧豆腐，喂到女的口里，女孩子微张樱桃小口，衔了一半，将铁签上剩下那一半又推到男孩子的嘴里。孙专员听到赵广陵莫名其妙地嘀咕一句：

“我们那时有烧烤摊就好了，我一定请全连的弟兄吃一顿烧烤再上战场。”

孙专员叹一口气，说：“赵老师，和平多好啊。要是还在打仗，他们都要上战场。我上小学时，就在松山脚下，还常听大人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们景颇村寨那时没有纪年的，说起往事时会说‘日本人来的那年’，‘烧大山火那年’，‘远征军反攻那年’。后来不能说远征军了，就说‘打跑日本人那年’。但我们不会忘记，是谁打走了日本人，我的家乡才安宁了。我也是那个时候上的国民小学，那所学校就是远征军帮助地方办的，教我识字的还是一个远征军军官，不然我要当一辈子的放牛娃哩。赵老师，你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怎么能忘记你们当年的功绩呢？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情。过去极左那一套我相信在中国再不会有了。远征军对我们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将来条件成熟了，我们还要给远征军立碑。赵老师，你就放手干吧，我拜托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