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横扫塞班（第11/49页）

我九死一生，生死功名全都无足轻重。但我预言将来总有一天，大英帝国伸延到全世界的力量终究会收缩回那个浓雾笼罩的海岛上。任何帝国都不会是永恒的，它都有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如果将来的英国政治家能看清这一点，就会减少许多人力和物力的无谓消耗。我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战俘生活中，如果说还有所悟，恐怕就是这一点吧。

当然，我并不给我自己和那个愚蠢软弱的帕西瓦尔将军推卸责任。我们确实打得很坏，不能再坏了，一切都估计错了，一切都事与愿违。我们把主力部署在狭长的马来半岛上的许多个分散的据点上，被日本人穿插，迂回，实施侧背的两栖登陆，最后把我们各个击破，这就是那个一厢情愿的“斗牛士”计划的结局。我们本该在柔佛海峡以北集结重兵，特别是组成一个机动坦克旅，然而我们坐失良机，拱手把柔佛北面送给日本人。最后，我们又受了山下奉文的欺骗，把主力布置在柔佛东面，让敌人从西边打来。我们背着一百万居民的包袱，整个新加坡城区仅靠一个大储水池供水。水一断，城也就没什么可守的啦。

我们的政府历来重欧轻亚，现在咎由自取。没有制空权——幻想水牛式战斗机比零式机优越；没有制海权——以为一艘“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就可以镇住日本人；最后，是出自狭隘的种族偏见，认为黄种人都是智力低下的下等人。日本兵确实不精通莎士比亚的戏和拜伦的抒情诗，然而他们的训练和狂热战斗精神证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最后，我还不得不承认：五十九岁的山下奉文将军是我所了解的最凶狠狡猾的日本高级军官。你们如果说他是个有勇有谋的名将，我大概也不会反对。

作为败军之将，我对战俘营的生活不抱任何幻想。我的一个兄长在上次大战中蹲过德国的战俘营，受尽苦难，战后归来，人已经疯了，整天对着墙呆呆地说：“饶恕我，长宫，我下次不敢再犯了。”没多久，他就死了。我从未设想过黄种亚洲人的战俘营会比白种欧洲人的设施好，待遇高，但后来的遭遇使我感到当初的想法幼稚得可笑。

我们中间，留下了三百名澳军战俘在新加坡扫马路，另外，五百名英军军官被押送回日本本国，后来才知道是到东京有乐町去掏下水道。日本人那种变态的报复心理和虐待狂，完全蔑视人类的起码尊严和道德。也许，这是对西方列强入侵亚洲的一种畸形的历史嘲弄，我们当初不也是把暴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用大炮轰成碎片吗。我们伙同其他列强打入中国的京城，随意烧杀，又何曾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过呢！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世界上，象日本军队这样残暴地迫害战俘，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出先例来。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食人恶魔。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任何理由地被放出去，也不问姓名、军阶和文化，就用铁丝把手反绑起来。由于有两名军官企图逃跑，剩下的人就全被用铁丝穿透了锁骨。这一长串“白奴”被押到巴耶律巴的一片树林中，铁丝的两端扎在两棵距离很远的树上。然后，被日本新兵当作活靶用刺刀挑。凄厉的哀号震动了树林，战俘们全被活活地开脖破肚。一批亚洲人战俘被赶来挖坑，把惨不忍睹的尸体掩埋起来。这情景是一位挖坑的马来战俘告诉我的。

还有一些人，被送到宪兵队，受尽酷刑，许多刑罚只有日本人的变态心理才能想得出来。我真不想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每提一件，我就想呕吐，日本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凶暴的人种。

等这些凶残的欲望都发泄够了，我们这些人被装上火车。我在“剑鱼”号上得知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有过一次恶名昭著的“死亡行军”，那我们这些人坐的就是“死亡列车”了。行前，我们大部分被关在学校改成的临时集中营里，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张其战俘营。即使经过了几次秘密和公开的屠杀，战俘的人数尚有八万之多。其中一半是英国和澳大利亚人，其余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还有少数华人。后来，我才听说日方最初打算把我们饿死病死三分之一，因为要修铁路，才临时改变了主意。就这样，临上火车前，战俘营中几乎得不到食物和药品，伤兵和病兵大多已经死去，营房里粪尿遍地，臭气冲天。蚊虫、跳蚤、虱子群起而攻之，连喝的水也是腥臭的泥汤，洗脸洗澡就更不用提了。我们向日本看守提出抗议，他说：“谁让你们在新加坡没修足够的监狱。”另一个日军军官蔑视地说：“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光荣地死在战场上，只有胆小鬼才投降，投降的都是劣质的官兵，有如蛆虫，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你们这些蛆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