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5/28页）

我们在下午3点抵达希尔施贝格，克鲁曼修柏支线即从该站岔出。当地的军需官来迎接我们，身穿滑雪服——好一个反高潮！大家换搭当地的小电火车，半小时后便抵达克鲁曼修柏。

当地外交部一半的职员都来迎接我们，我在人群中瞧见舒伦堡伯爵，头戴一顶神气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的纪念品。他特地来接我，让我觉得众目睽睽，完全违反我想默默登场的初衷。起先我们找不到分配给我的宿舍“克莉丝塔小屋”；找到后把行李放好，先回伯爵的住处喝下午茶。喝极香醇的咖啡，吃烤面包涂沙丁鱼。然后舒伦堡的助理S先生再送我回宿舍。

克鲁曼修柏村颇迷人，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木屋分散，每家周围都环绕种满杉树的花园。我对空袭的恐惧感开始慢慢消褪。办公室在山脚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乘小雪橇上班，下班后再拖回山坡上的家。据我观察的结果，地位愈重要的人，住宅地势愈高。我们情报司的人似乎来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分到的小屋都比较丑。

一位当时去探访克鲁曼修柏的人士描述说：“外交部共计500人撤退到克鲁曼修柏……所有宿舍及旅馆设施都极简陋……舒伦堡（伯爵）……住宅设备亦极简陋，每周必须到蜜丝·瓦西里奇科夫的住处去洗一次澡。由于该地所有仆役皆为捷克人，锯木厂内的工人则全是塞尔维亚人及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克鲁曼修柏因此成为间谍的天堂。以该地作为紧急总部其实并不适合，不仅因为该区自空中鸟瞰可一览无遗，因此容易遭受空袭，而且苏军进占亦极方便，就地形来说，相当危险。”（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

由于我并未指名想跟谁合住一间房，所以被分派与一位K博士同住。她人很好，但我跟她一点都不契合。我发现她总是神情落寞地瞪着一大间没有暖气、外面有个阳台的房间。室内光线极差，没有床头灯可供夜间阅读，更糟的是，上级居然通知我们说因为这间房面积大，可能还得再容纳一个人。果真如此，那我一定闹革命，接受伯爵的提议，搬去他的木屋住。此外，克莉丝塔小屋其实挺好。我们部门总共有11个人，七位女性，四位男性，组长是W先生，在柏林的时候，大家都很讨厌他，不过一来这里，他摇身一变，表现得像大家的好父亲，语气和善，鼓励大家发挥“团队精神”。甚至连晚餐都挺丰盛的，吃完后大家回房休息。我决定做一个难相处的室友，这么一来，就算我必须离开，她也不会想念我。第一步先坚持打开所有的窗户；K博士也不甘示弱，整晚打鼾。醒来时，我们俩都冻得全身发紫。

1月18日，星期二

早餐后，我们下山去察看临时办公室——设在离车站不远、一间名叫“塔奈霍夫”的客栈里。雪地很滑，因为新降的雪立刻被大家的雪橇压平。

我突然有个机会可以选择搬家。曾经跟父亲学俄文的一位学生珍妮特·S太太不仅在此地工作，同时还拥有一栋房子，她愿意收容我。贝兹先生认为这比搬去跟舒伦堡伯爵住好些；虽然他没有明讲，但“舆论”显然不苟同“贵族沆瀣一气”。无论如何，我反正决定明天搬家。

1月19日，星期三

外交部已接管附近所有小客栈，塔奈霍夫将作为办公室之一。大家集合之后，布特纳本来想发表演说，但半途作罢，因为客栈里挤满东倒西歪、猛灌啤酒的士兵，他们无意离开，都充满兴味地听我们讲话。

当地居民似乎并不欢迎我们的来到，因为害怕克鲁曼修柏从此变成轰炸目标，而且旅游业也将大受打击。

下午我把行李捆在雪橇上，拖去珍妮特·S位于一片树林中的小木屋里。然后和舒伦堡一起去蒂佩尔斯基希夫妇家，他们是伯爵以前在莫斯科的老部下，之后大家一起搭火车去最近的小城看一出戏。演得很好，演员全来自莱因兰一家著名的戏院，遭轰炸后撤退来这里。

1月21日，星期五

玛丹娜·布卢姆和我决定利用闲暇时间认真学滑雪及演奏手风琴。我们俩都有一把手风琴。

大部分从柏林来的同事到此地都变得颇滑稽。以前总看见他们伏案埋头工作，像典型的蠹虫；一来这里却镇日穿着宽松长裤，戴着色彩鲜艳的厚手套、毛线帽，身后拖着小雪橇走来走去，一副很不自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