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全面战争，还是有限战争（第5/13页）

入朝以后，彭德怀襟怀坦白，处处以身作则，对金日成等朝鲜领导同志和苏联顾问谦逊礼让。中、苏、朝三方之间相敬如宾。但是，在作战问题上，中、苏、朝三方之间曾经产生过分歧和争论。

第一次战役后，中、苏、朝发生了第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采取诱敌深入呢，还是采取乘胜追击的战术”。彭德怀进行了耐心的说服，终于使苏联顾问和朝鲜同志接受了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第一次战役是在志愿军不意之中与美李军遭遇，我们利用了志愿军（人民解放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敌人利用机械化迅速退集清川江左岸，并在新安州、价川地区构筑野战工事，严阵固守。当时，敌人技术装备比我军是占绝对优势的，我军如果采取粗鲁的强攻，是毫无取胜把握的，而且很有可能打败仗。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傲和诱敌深入的战术……这是当时进行第二次战役唯一正确的战术方针……但是朝鲜领导同志，当时不同意我们这个作战方针，他们当时忽视了敌优我弱的具体条件，主张乘胜追击。我们当时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同意他们的意见，那是肯定不会取得第二次战役那样大的胜利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战告捷，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朝鲜人民军隔在三八线以南的部队逐渐收拢，并补充了大量的兵员，至1950年11月中旬，人民军在北朝鲜地区的部队已有4个军团，计17个师另两个旅两个团，共16.8万人。另外，留在敌人后方进行战斗的第2军团有一个师另一个旅一个团。其中，人民军第1军团4个师计4万人已投入一线作战。人民军刚刚恢复战斗力，情绪很高，积极要求参战。

这时，志愿军在朝鲜参战的部队共有9个军30个师，共38万余人。中朝一线作战的部队共计42万余人。从11月份开始，苏联防空军部分部队出动到鸭绿江的上空作战。此外，朝鲜人民军尚有一部分空军可参加作战，志愿军空军也将参加实战练习。于是，中、朝、苏三方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成了作战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前两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朝鲜人民军零星部队的配合下进行战役行动的，如在第一次战役的东线战场，志愿军第42军在人民军一部的配合下，完成了黄草岭、赴战岭阻击敌人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西线战场作战。但是，中朝两国军队在组织指挥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中朝军队在战役行动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有效的协调与指挥，造成在作战中有时发生混乱现象，影响了战役行动的顺利展开。例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正在博川东南围攻美24师，而朝鲜人民军坦克师却奉命向顺川挺进，误击志愿军围攻部队，使被围之敌逃脱。另外，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体系，有时形成忙乱的局面。尽管这些现象还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必将给以后的军事行动造成不利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11月3日周恩来致电柴军武并告彭德怀、高岗：“目前正值战役间隙期间，毛主席向金首相建议，可否于本月10日前后到彭德怀同志处与高岗、彭德怀两同志晤面，商讨在朝作战和供应，朝鲜人民军和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及其他一切问题，不知金首相意见如何，请速询告，以便通知高岗同志赶往。”

11月7日，彭德怀就开辟敌后战场、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对俘虏兵政策以及对逃避兵役者政策等问题，以协商的方式请朴一禹回满浦面见金日成。11月1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高岗报告了以上问题的商谈结果。在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问题上，金日成同意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不同意朝、中两个司令部靠近，更不承认联合形式。彭德怀在电报中强调：“事实上现在迫切需要统一指挥。”

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将彭德怀提出的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建议转告斯大林，以征求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彭德怀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斯蒂科夫（苏联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彭德怀组成党的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指出：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敌人第一个打击，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8个师）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5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战局。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按照斯大林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若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1月16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