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新计划（第5/7页）

背景：情感和理智

1917年，士气成为关键的问题，不仅前方的士气重要，后方的士气也很重要。随着牺牲的士兵和平民越来越多，社会感到难以负担。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热情都很高，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人还能保持热情，因为人们感到为战争而牺牲生命和忍饥挨饿换不来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士兵要求回家；如果不能，他们要求知道为什么。父母要求自己的儿子回家；如果不能，他们要求知道儿子为什么而死。所有人都要求归还自己失去的美好生活。

面对这样的情况，各国政府都采取多种手段应付。各国政府都加大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力度。各国政府都更加强调宣传工作，鼓励那些虽然不满现实但还没有开始反对政府的人提高其对政府的忠诚度。自1914年8月开战以来，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改进其控制、操纵信息的能力，使之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先进、覆盖越来越大的范围。这种努力逐渐变成政府必不可少的功能。

宣传做得越成功，战争就越不容易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好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人类和德意志。”英国作家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宣称。柏林的作家也用类似的语言评论英国。各国的宣传都在说，这场战争无法用政治办法解决，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必须采取以恶制恶的手段，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在这场战斗中处于危险之中。相信了这样的宣传后，没有人相信这场战争能依靠妥协的办法换来和平。

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使欧洲各国政府有能力控制舆论，也使欧洲各国有能力打一场世界大战。在所有交战国中，特别是最发达的交战国中，工业化把数百万传统的农业人口带入高速发展的城市。于是，为了使劳动大军有文化，就有了教育城市人口的需要，这需要大幅削减了报纸的成本。社会上出现大量有阅读需要的公众，也就出现了吸引公众的新办法。伦敦在1914年的时候有16家报纸，最大的一家每天能卖出100万份报纸。德国有4000种报纸，这些报纸中的一半是日报，订阅量惊人。

报纸的读者并不一定获得最高质量的信息，但是他们获得的信息是他们的祖辈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现代生活的压力和机会使读者出现政治倾向。人们理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自己有关，他们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感到自己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随着战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比从前更黑暗、更艰苦，政府感到必须花费更大力气说服他们忍耐。

宣传战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大战之初，爱国主义的狂潮不可避免地横扫各国的民众，人们听到和读到的尽是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自己国家伟大的军队马上就要取得胜利，自己国家参战有高尚的理由，敌人的丑恶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几乎没有必要，因为许多报纸的老板就跟疯了一样。只有极少数报纸老板持有怀疑态度，并找到合适的途径表达出来。曼彻斯特的《卫报》是少数中的特例，这份报纸说：“英国参加一场危险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使英国损失所有我们感到骄傲的东西，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将一无所获。”后来，这样的少数派也消失了。

英国公众面对大战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大战前的20年里，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并且崛起为一个海军强国，德国的进步激起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竭尽全力地叫喊。那个时代也有一个类似当今的鲁珀特·默多克式的人物——阿尔弗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他的贵族名字更有名，叫诺斯克里夫男爵）。他拥有几家报纸，定位于不同的公众群。他在自己所拥有的报纸上警告读者德国的威胁。有许多与他竞争的报纸反对他，其中的一个抱怨道：“一种不以事实为基础的反德国心态。”大战爆发后，记者不许接近前线，诺斯克里夫和他的竞争对手都没有抱怨必须依赖官方的信息来源去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他们看不出抱怨的理由。许多人认为他们有责任不告诉公众事实，但是必须保持公众的士气高涨。

1914年8月，英国建立出版局（由温斯顿·丘吉尔建立，他总是以最广泛的眼光看待自己可能的责任），其任务就是决定什么可以出版发行，什么不可以出版发行。此后不久，英国通过一部法律《王国防卫法案》，它规定出版发行“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对敌人有用的”任何东西是非法的。与此同时，英国建立秘密战争宣传局，其任务是帮助外交部向中立国示好。在英国国内，宣传机制相对简单。国内宣传不突出操纵国内舆论的任务，而把工作重点放在防止公开一些有损英国人胜利信心的信息，或者防止公布有损英国远征军形象的信息。由于公众中没有多少人质疑战争的动机，所以国内的宣传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