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与总体战（第8/9页）

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那么适于服役而未能服役的德国人的数量则多得多。

我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我认为总体战的领导者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举个简单例子，为了维持必要数量的煤，我曾被迫将成千工人从前线抽调回国，零星回调技术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这种行为对战争来说是很危险的。它造成一部分劳动力被要求所谓“立即”工作的惰惑，结果消极怠工，降低了工作效率，而工厂则会据此要求增加劳动力。

对此，相关部门别无办法，只好将这些“不满分子”的头目押送到前线，结果造成前线军队士气低落。在这里，我们看到，德国民族缺少精神团结，民族精神团结和军队士气二者之间没有产生正面的作用，当然，我们也看到政府当局对此已回天乏术。

在前线的将士们听说，他们的同事在后方和平环境中获得了优厚的工资，可以养家糊口，但一想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作战，国家虽然也给自己的家人一定的补助，但是微薄的军饷却难以养家糊口时，军队的士气会一落千丈。

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我曾竭力要求实行普遍义务劳役制，但很遗憾，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我的努力甚至被政府当局严重歪曲，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让人民不满情绪加剧。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工人不把自己当成士兵的伙伴，不和士兵一样为维护民族生存事业而流血牺牲，他们不再努力工作，而是利用民族和军队的困难，追逐私利，谋求政治意图。很明显，德国民族是缺少团结精神的。工人之所以跟大部分国民一样，不过是想趁机大发国难财。经济不是死东西，它可以产生力量，也可消耗力量。这两种后果在世界大战中都曾出现过。

在世界大战中，政府曾设立有力的中央机构来管理生活必需品、饲料和原料的筹集工作。和以往类似的行动和组织一样，这些中央机构所做的却超过了这一工作目标，排除一切独立自主的行动。虽然这种统制经济有它的依据，但是却没有更多的道路。

领导是需要的，但是中央机构一定要抛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我们要知道，集中管理制度是由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首创的，他创立该制度的目的是全部接管早于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被犹太、罗马世界资本控制的德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一目的在世界大战中期和战后已经实现。

这种集中管理制度剥夺了国民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设立采购联营社也没能阻止民族的分裂。采购联营社的运营产生了负面作用，致使民众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囤积和走私更加猖獗，为了采购生活必需品，人们要在商店门前排长达数个小时的队，这给“不满分子”的活动提供可乘之机。

经济方针会对民族精神团结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从事经济工作一定要谨言慎行，秉公廉正，一定要反复对民众解释经济工作的必要性。如果忽视这些，那么国家就要遭殃，如果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动摇了人民对这种统制经济政策的信赖，国家也会遭殃。不过，统制经济对一切自主劳动者而言，都是一种有害政策，一定要给予否定。

上面，我以回顾的方式把一国经济对总体战的意义做了一个大致的论述，并强调，为了更好地将所有力量用来服务作战，平时和战时的总体政治应解决哪些重要任务。

虽然我用两个章节《民族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和《经济与总体战》来论述两个不同领域与总体战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总体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很少提及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和经济对战争的意义，就算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冯·施利芬将军也没有给予这些问题足够的重视。世界大战，尤其是战争持续的时间之长，才让人们庆幸地认识到民族团结和经济对战争的意义。

今天，各国政府和军事当局对这个毋庸置疑且只能接受的事实究竟理解到何种程度，我们暂且不说，但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国家对其民族团结问题往往是手足无措的。

对它们来说，人类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是陌生的领域。对人民和军队的供给问题，它们则企图通过运用机械的组织上的措施来解决，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有力地阻碍着这些措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