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第5/9页）

尽管形势紧迫、任务艰重，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人们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使者。神圣的使命使我们不能不顾现实情况莽撞行事。由于方案众多，计算各种方案得失时要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所以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目标服务的，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为了在关键时刻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要轻装前进，抛弃任何会分散我们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就算会有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想成功就要集中精力于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力并使其发挥作用，我们决不能篡夺中国人民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目前，长江流域是我们的利益中心位置，但是假如再发生像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采取的行动也可能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虽然商业和思想上的门户开放应该是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最容易实现的地区是中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为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以驶至距离海洋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的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抵制外来侵略行为的后盾力量。

目前，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因为将一个地区控制在自己影响范围内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个中心点而非四面出击。在此，我们发现几个强国的利益斗争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不过，这不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自由行动的联盟或者明确反对某个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行动上的自由无限放大，但我们的言语常常会有这种倾向，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还想继续行事，合作就是必要的了。这种情况下，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是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和我们在东方有关系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相同之处。因此，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无处不在的选择自由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保证行动上的独立，而无条件的条约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求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作保证。

为了确保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不仅要在中国显示我们的力量，而且要在海洋交通线上显示，尤其是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要求相关国家分工和合作。因为在目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中，没有一个海上强国有能力独自制定并抵御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只在几个关键地区与俄国相抗衡也会令一个国家疲惫不堪。

欧洲和美洲都是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目前我国的国内财富分布状况和海外交通状况要求我们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通往远东的航道。这样，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将经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像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而言，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对我们也有类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但是，我们保护这些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还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责任感使我们背负起这个任务。在这里我不是想说我们有义务为那些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表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应该相互扶持，并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给予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逐步发展，我们有能力要求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主宰地位；而且在我们曾经遭遇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英国的默许。这是我们外交胜利得到的好处呢，还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另一份责任？答案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我们有所关联，而是共同的利益和对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的责任使得我们和英国需要相互支持。仅仅在东方达成协议是不够的，我们双方还需要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出来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东的实力才不会因为必要交通受到封锁而有所下降。因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大西洋也要如此。一方面为了防卫我国海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十分必要，这不仅可以确保运用地峡运河增进我国的贸易，还能促使我国海军迅速进入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