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争的内在联系（第5/7页）

这样一来，在政府脱离民众并将自己当成国家之际，战争便变成了单纯由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于是，各国政府所能运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其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限度，这种限度是双方都可以估算出来的。

也因为有了这样的限度，战争中最危险的因素便消失殆尽。也就是说，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关联的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人们大致可以知道敌国拥有多少财富、信用贷款，大体知道敌国的军队数量，而在战争开始时，这些东西无法大量增加。大体知道敌国拥有多么强大的实力，才能保证自己不至于遭遇彻底的毁灭，同时也能让自己意识到己方力量的有限，然后选择恰当的目标：既不至于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自己也不去追求极端的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必然性便失去了效用，人们不会寻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可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不过它们会在国家关系中遭到力量强大的阻力。

所以，君主、统帅都只能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击垮，那么他们便无法组建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部队之外，他们将一无所有。这就要求他们三思而后行。

只有在时机对己方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手段，而统帅的高超艺术便表现在善于创造这样一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样的时机尚未出现时，人们似乎无事可做，统帅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似乎都是静止的，就连进攻方最初的动机也被谨慎与踌躇湮没。

这样一来，战争实际上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从战争意义的角度上看，战争不过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而会战与围攻是较为重要的外交文书。就算是非常富有荣誉感的人，他的目标也只是谋取适当的利益，充当缔结和约的资本。

我们在前面说过，战争具备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的原因在于它所依靠的基础窄小。像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与腓特烈大帝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国王，统率着骁勇善战的部队却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都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所造成的。

以往的欧洲存在着诸多小国，它们之间彼此相互联系，距离近，接触多，并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是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因素。

现在，国家变大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变远了，这一点便转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微妙的体系，以至于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欧洲战场将一片寂静。

所以，新时代的伟大统帅和国王，除了手持一把利剑外，还得拿起一支好笔。但就算是这样，他在征服别国方面依旧难有大的进展。

在17世纪，尽管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局面，并无需担心对他的普遍的敌对情绪，但是他采取战争的方式依旧是传统的方式。这是因为，虽然他的军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军队，但从其性质上说，它跟其他王国的军队没有区别。

在鞑靼人时代、共和国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这种战争方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不过，在现在，它已经与时代精神脱节。人们完全有理由将它当成是无益的和野蛮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极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是敌国的民众，而非帝国政府。所以，它并不起作用，它只会造成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所以，从战争的手段和其目标上看，战争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阵地变成了国中国，而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对此，整个欧洲手舞足蹈，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让战争更加成为政府的事情，而与民众则越来越疏远。

在这个时期，进攻方的战争计划往往局限于攻占敌国的某个地区，防御方的战争计划则通常是阻止进攻方达到这样的目的。具体到战争中，各个战局计划基本上是围绕攻占敌人的某个要塞，或者是阻止敌人攻占某个要塞展开。至于会战，只有双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认为会战无法避免，他们才会寻求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