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玩家（第14/25页）

汪精卫在香港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向反蒋和有可能反蒋的力量颁发了委任状。除一、二路总司令留给阎、冯外，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李宗仁分别被委任为三至八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一时之间，从南至北的反蒋武装“俨有气吞河岳之势”。其后爆发的蒋张（张发奎）之战、蒋唐（唐生智）之战、蒋石（石友三）之战，在政治上都以拥汪为旗帜。可惜的是，这些军事反蒋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现实似乎始终和汪精卫过不去。在中原大战开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悬在他面前的始终不是什么“光明的灯塔”，而是一系列如陈公博所说的“苦笑录”。

汪精卫只能继续等待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时机。他译述雨果的共和史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共和之神从指麾，百难千灾总不辞。若云共和在天路，便当与子冲云去。”

阎、冯与蒋介石的兵戎相见，终于让汪精卫在无奈苦笑之后，眼前又见“光明的灯塔”。

钥匙

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皆为文人政客，在军事上没有本钱，固然需要依靠阎、冯等军事实力派撑腰。反过来，阎、冯要想在政治合法性和声势上与蒋争锋，也非找汪不可。

冯玉祥喜欢的是军事，对政治不太懂，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他更加搞不清楚，但是政治有多么重要，他是知道的。想当年他好不容易发动“首都革命”，却被段祺瑞、张作霖抢了果实，总结教训，就是自己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之故。

国民党虽然松散，毕竟还有一个三民主义，比冯玉祥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要强得多，而要想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比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元老更好使的了。另外，汪精卫一直积极反蒋，冯玉祥对汪也素有好感，因此他主张请汪北上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中原大战的帷幕一拉开，冯玉祥首先派代表到港向汪精卫致意，说以前各方面反蒋都是各自为政，步骤也不统一，结果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现在不同了，阎、冯在北方合作，李宗仁也在南方响应，反蒋联军的兵力已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中央军。

军事不需要汪精卫操心，冯玉祥只想请他赶快到北平主持大计，以便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

汪精卫听后大为兴奋：“焕章先生（冯玉祥）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

过了几天，阎锡山的迎汪代表也到达香港。汪精卫设宴招待阎、冯的代表，同时准备动身启程，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发生了刘茂恩投蒋事件，阎、冯在陇海线上的军事计划被完全打乱。汪精卫闻讯很是沮丧，对于何时北行，也未再做明确表示。

汪精卫不到北平，那两派就依旧吵得像锅粥。各军代表对此已经有些忍无可忍：都是一群俩肩膀扛一张嘴，只会吹牛的货，少了你们，难道我们就不干事了？

他们促请阎锡山另外采取直接办法产生政府，以便对付外交和进行筹款，同时声明他们并非不尊重“党”，而是“党”自身闹僵了，怪不得别人。

阎锡山虽然仍坚持按秩序进行，“政生于党，党务未决，政无由产”。可是面对西山派和改组派那总也解不开的死结，他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直反对讨蒋的赵戴文眼见大势所趋，也开始在讨蒋上为幕主排忧解难。在阎锡山幕府中，冀贡泉一向颇有见的，赵戴文就特地把冀贡泉约至阎锡山的“督军府”进行商谈。

阎锡山首先问冀贡泉：“你对于现在的局势如何看法？”

冀贡泉答道：“没有留意，说不上来。”

赵戴文对冀贡泉说：“育堂（冀贡泉字育堂），你不要认为没有骑上虎背，咱们都在虎背上哩。有什么意见说吧，蒙（五台方言，‘我们的’之意）总司令要听听你的话，约你来正是为此。”

冀贡泉见状便不再绕弯子：“军事我不知道，政治我也知道得不多，提不出啥意见来。我感觉到的是旗帜问题。”

冀贡泉说，不管是挂共产党的红旗，还是挂北洋的五色旗，总得有个明显旗帜，“这有没有讨论和决定？这是我的书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