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键时刻（第16/21页）

湘军本来在湘北还能抵挡几下，但将领们心不齐，其中何键私心最重，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由汉口一直开到湘西，并一路抢先撤退，避免与追兵接触。李品仙、刘兴独木难支，也被迫放弃长沙，撤往湘西、湘南。

湘西、湘南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兵马，粮饷很快发生了极大困难。唐生智对此倒也有过考虑，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把湖北榷运局长叫来，问对方局里有多少现款。

榷运局是民初官盐的专卖专运机构，通常也是军头们筹集军饷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周老四的榷运局长在唐生智的逼问下，道出局里还有一百多万元现款。唐生智便要求他把这些现款全部交给退入湖南的部队做军费。

唐生智一走，周老四乘着兵荒马乱，跑到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去了，部队一个子也没能拿到手。

计穷之际，在何键的同意下，曾出使南京的叶琪与夏威取得联系，代表湘军向新桂系罢战求和。新桂系虽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湘军各部一直避战，老是跟他们兜圈子，因此之故，战事一时也看不到立即予以解决的希望。在此情况下，“李白”自然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夏、叶做出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

唐部最终被扩编成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李品仙、叶琪、廖磊、何键。前面三位都是广西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新桂系的包容；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新桂系求和，又曾多方面对“李白”示好、靠拢，所以也给留下了一个位置。最倒霉的是刘兴，他被认为忠于唐生智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了部队。

改编后，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随白崇禧参加北伐，只有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

拥蒋抑桂

何键是个善于多方应付的圆滑角色，自他在湖南军政界崭露头角起，便秉持“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学，巧妙周旋于湘军各派之间。谭延闿、程潜不齿于唐生智，但对何键的印象都很好。

程潜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他对何键的部队相当重视，而何键也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对程潜表示竭诚拥护。当时程潜已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在他的举荐下，何键得以出任清乡会办。

程潜本身还兼有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之责，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清乡督办署的事，他几无暇过问，基本上全部交给何键主持，这样何键在湖南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

程潜认为自己是兼管两湖的中央大员，可是新桂系却一如既往地认定两湖是他们打出的天下，好处不能让外人得，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便重新爆发出来。

此时白崇禧已到平汉路上指挥北伐，李宗仁来到武汉，他用以控制两湖的组织机构是武汉政治分会。

政治分会只是“临时性政治机关”，而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真正的二级机关。新桂系联合西山派成立特委会时，曾下令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李白”西征讨唐，更指责唐生智“盗用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窃据两湖”。

事过境迁，李宗仁不仅允许武汉政治分会继续存在，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名义来“窃据两湖”了。

通过控制湖北省府，新桂系已把湖北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自个儿腰包，可是李宗仁又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要求由政治分会财政处对湖南的烟、酒、盐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

程潜当然不同意。此时李宗仁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程潜这个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于是便趁对方来汉开会之际，将其予以扣留，另由鲁涤平主湘。

新桂系以拙劣的政治手法翻云覆雨，其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必然引起各方侧目。蒋、汪曾经势同水火，但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汪精卫自广东专程赴沪，与蒋介石作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以便打破当时新桂系专权的局面。

蒋、汪首先约集国民党在沪部分委员开了一个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达成了一项重要决议，规定南京特委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毫无疑问，这是对新桂系权力的一种限制，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说四中全会必须到作为首都的南京去开，上海租界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