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伤在该死的胸口（第5/11页）

“乌拉，长官。”

我感觉似乎该开个玩笑，比如“离鸦片远点儿”，但我不想说勉强的话。因此我继续慢跑。三个星期后，我离开了海军陆战队。

退伍后的第一个月在我记忆中已然模糊。我作了一段旅行。随后我搬到纽约，很多时间里我都穿着内裤看电视。母亲说我是在“解压”。

那时候我的同学朋友大多从事公司法或投资银行业务，或是在退出“支教美国”[85]后重新审视人生。

奇怪的是，离开陆战队以后，我比在军中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军人身份。你在纽约碰不到很多陆战队员。在我所有朋友眼中，“那个陆战队的”成了我的代名词，而对于每个我遇到的人而言，我也是“那个陆战队的”。如果他们尚不知晓，我会在交谈中一有机会就提到这一点。我留短发，和从前一样疯狂健身。纽约大学开学时，我看着那帮本科刚毕业的小子，心想：没错，我他妈就是个陆战队的。

他们中有些人教育背景很好，来自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却不知道海军陆战队是干什么的（“就像一支更强大的陆军，对吧？”）。很少有人关注战争的进展，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停留在“那是个可怕的乱摊子，所以就别想那么多了”。还有些热衷政治的家伙，他们有明确的立场，是我最不愿与之交谈的。他们中一些人同时也是不容异见的公共利益维护者，他们痛恨战争，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钻研公司法，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参军，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拥有一支枪，更别说扣响扳机，但他们仍会在口头上对我表示敬意，并用从动作电影和征兵广告中得来的片面印象判断我远比普通百姓更“强悍”。好吧，没错，我是个陆战队员。至少，我不是他们。

纽约大学以向公益领域输送大量人才为荣，“大量”的意思是十到十五个百分点。如果纽约大学毕业生从事薪水低于一定标准的公益事业，他们的助学贷款可以部分或全额减免，这样省下的钱超过普通美国人三年的薪水。入学仪式上，和其他所有没有鲁特奖学金、没有富有的父母、也没有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未婚夫或未婚妻的同学一样，我一边听纽约大学的课程介绍，一边想：噢，他们想让我在未来六年里玩命地学习，却住在贝德福德史蒂文森区[86]。有了助学贷款减免的诱惑，纽约大学的学生五个里会有四个考虑公益性工作。然而他们经过反复权衡，参考他们崇拜的功成名就者的职业轨迹，最终还是选择那几家知名律所，泯然众人。

公司法律师乔对我说：“做法律援助吧。或是去公共辩护律师事务所。”

我们在一间屋顶酒吧喝酒，面对着克莱斯勒大厦令人惊叹的夜景。乔为我叫了一杯掺了豆蔻的白酒。我从未喝过这样的东西。

“我不再是理想主义者。”我说。

“你不必是理想主义者，”他说，“你只需做一个不会被无聊工作压垮的人。要知道，这些工作根本不费脑子。有时候我恨我的客户，希望他们输掉官司，但事实上，这比大多数案子都强，因为大多数案子牵涉的都是大公司，我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输赢。除了每年都在减少的奖金，我拿固定工资。但我按小时收费，这意味着我干得越多，公司合伙人分的钱就越多。为了当上合伙人，人们会拼命干上十年，他们这么做可不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善新员工的生活质量。他们只是为了钱。我也是。”

“你是为了还清上法学院和大学的贷款。”我说。

“但你不用，”他说，“你有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和你在海军陆战队攒的钱。如果你走我的老路，你得没日没夜地审阅文件，还得搭上他妈每个周末。你只想一枪把自己的脑浆崩出来。”

关于债务乔说得没错，不过作为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我也有自己的经验。海军陆战队给我的启示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工作并不能消除你想一枪崩出自己脑浆的冲动。

退出“支教美国”的保罗对我说：“如果你想做公益的话，要谨慎选择去处。”

他与另两人合租了一套晨边高地[87]铁路旁的公寓，我们在那儿见面。公寓散发着精神分裂者的气质，墙上贴着“讨伐体制乐队”的旧海报、加框的《纽约客》封面以及中国西藏的经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