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军中骄子（第6/16页）

亚伯勒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师长指挥的西西里大规模空袭提出了质疑，因为在那次空袭中，许多运输机被击落，同时还有巨大的人员伤亡。他的上司，当时的陆军少将马修?李奇维对于这个部下的直言不讳感到不快，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所幸的是，李奇维的上司，陆军第5军军长马克?W?克拉克中将很赏识亚伯勒，从这个直率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拉克让他临时担任参谋，后来把他调到另一个作战部队担任指挥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勒和李奇维成了好朋友，而且亚伯勒逐渐意识到，在下进攻命令时，李奇维那样做是必要的。这就像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天艾森豪威尔下命令时的情况一样。攻击行动必须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尽管会有相当大的损失。这是每个指挥官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给年轻的亚伯勒上了很好的一课。

战争结束后，亚伯勒被派往奥地利担任美军宪兵司令和维也纳宪兵司令。这是类似警察局长的工作，但也要和其他3个占领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地位与他相当的军官们合作。这是亚伯勒第一次接触到后来被称之为“民政事务”的工作。

四个占领国的正式任务是恢复法律与秩序。亚伯勒逐渐感兴趣的问题是：占领军会怎样干扰这个过程——例如，通过犯罪活动。为此，他开始进行一些统计研究，这项研究显示了哪些国家的人犯罪最多，以及这些恶行的性质。然后，他定期出版一个小册子，上面有显示谋杀、强奸、盗窃、纵火、黑市交易等活动的曲线。

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俄国人的恶行最多，第二位是法国人，接下来是美国人，排在最后的是英国人。

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统治下受害最深的民族，在保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几乎毫无积极性。但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占领军的品行如何与他们自己的表现有很大关系。经历过战斗的美国军队表现比较好，比较守纪律，可是那些来接替他们的部队到达之后，纪律开始涣散，犯罪率开始上升。

俄国人似乎根本不对自己的部队加以约束。实际上，亚伯勒的俄罗斯同行（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告诉他，许多俄罗斯指挥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在哪里，这是有点令人怀疑的。那些人的行径是对规章制度的嘲弄。

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勒多次采取措施约束美国部队。在他看来，维也纳不仅仅是一个被占领的首都，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充满政治考验的地方。这个考验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决定欧洲大部分地区未来的政治走向。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派出代表自己国家美好形象的代表，这些人将起到一个正面的心理杠杆作用。

然而，当他向上级提出这方面建议的时候，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不要提。他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军队就是这样——其他问题让上级去处理。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个“老一套的回答”。

需要有一个新的回答：只能允许经过挑选的人进入那个舞台。在随后的年月里，对诸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样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他坚持的就是这种看法。

在维也纳（以及后来在东南亚），平民百姓对出现在他们中间的美国人寄予很大的期望。美国人有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他们代表了一个幅员辽阔，力量强大的国家；他们是去帮助当地人的。要想让老百姓的期望得以实现，靠军队的老一套做法是无法奏效的。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普通的”军人是不够标准的，需要“特种的”军人。

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

比尔?亚伯勒输掉了这个回合。可是这种想法却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在随后几年里，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级军官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1951年，他从英国的坎伯里参谋学院毕业，接着他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担任参谋军官，在伦敦待了2年，参与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对特种部队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罗杰?希尔斯曼，并与他成了好朋友。罗杰?希尔斯曼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二战时期跟随梅里尔的掠夺者小分队在缅甸进行游击战争，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在肯尼迪当政时期，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成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希尔斯曼是负责肯尼迪所关心的非正规战争问题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