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9/27页）

马坦·维尔奈听到枪声的时候，带着他的指挥小组的医生迅速冲上了楼梯，而此时乌干达人显然已经逃跑了。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把加里利步枪横在楼梯上。几步之遥的地方，他们发现苏林趴在台阶上，从脖子上流出来的鲜血染红了地板。

苏林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但却不能说话。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移动手脚的时候，才知道子弹已经击穿了他的脊柱。但是，他依然不清楚自己到底伤得有多严重，或者这个伤痛是永恒的。不久之后他才知道，这次行动让他付出的代价几乎要高出任何可以偿还的事物。

吉普车继续在旧航站楼和大力神飞机之间往返奔忙，将人质运送到飞机上。戈兰尼部队的卡车也由于形势所迫加入了行动，而且还有几名戈兰尼士兵过来协助撤离人质。

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首席医疗官伊弗雷姆医生，以及戈兰尼部队的医生也都赶到了旧航站楼。戈兰尼医生和大卫一起，对入口广场上的伤员进行治疗。大卫回忆说，他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不是因为战斗太激烈，而是因为掩护部队射向控制塔的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那个时候，在突击队员和沙尼的装甲车的护送下，一些人质已经分成几个队伍徒步走向飞机。在路上，沙尼小心地将装甲车的探照灯转向控制塔，希望让那里的乌干达士兵无法抬起头然后向人质开枪。

当一队人质接近飞机的时候，率领他们的阿姆农指着飞机说：“就是这里。”人质不再有任何言语，开始朝飞机跑去。戈兰尼士兵在飞机后舱门的两边呈扇形排开，使那些惊慌失措的人质能够向机舱汇集而不至于跑进深草丛中。

在大力神飞机迅速装满人质的时候，戈兰尼士兵试着清点数目，因为他们被要求这样做。米歇尔·巴科斯机长登机之后，看见约尼的尸体被银色的毯子包裹着。“这是谁？”他问一名士兵。“一位军官，”士兵回答道，“他已经死了。”

获救的人质拥挤在大力神飞机的机舱里，一声不吭地站着。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自己正在远离一个地狱。而这个地狱，是他们在一周以前飞机在地中海上空被劫持之后就陷进去的。那一周里，很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生命的尽头可能即将来临。早在31年前，伊扎克·大卫曾在纳粹的集中营里绝望过。而现在，他因为受伤躺在一架以色列飞机的机舱里。几分钟之后，他将从这个新的死亡陷阱脱身飞往安全地带。这个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离他几英尺外的地方有一具尸体。而这个人，指挥了这次解救他们的行动。

用带子固定在飞机舱壁上的担架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的担架上躺着让·雅克·迈蒙尼，这名人质因为在突击行动中跳起来被伤得很重；上层的一副担架躺着被子弹伤到心脏的布洛克维奇。上层左边的担架上躺着一名腿部受了轻伤的侦察营士兵。另外一副担架上躺着骨盆被击中的帕斯科·科恩。当大卫在大厅外面抢救他的时候，他还非常清醒。而在被转移到撤离的飞机上后，医疗小组甚至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稳定了他的伤势，但是后来由于伤势恶化，这些医生也没能挽救他。

一名叫宜兰·哈图的获救人质走到多尔医生跟前，说自己不知道是应该飞回国内还是留在恩德培。“昨天，我的母亲因为一片肉卡住了喉咙，被送往了坎帕拉医院。”这个万分焦虑的哈图说。“或许，我应该留下来以便确保她的安全。”

“如果你留下来，”多尔告诉他，“他们肯定会杀了你。但是，像你母亲这样上了年纪的女人，很有可能会生还。”多尔错了，至少在再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突击行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那天清晨，伊迪·阿明的士兵把哈图的母亲从医院的病房里抓走，然后无情地杀害了她。这位母亲享年75岁。

获救的人质和伤亡人员挤满了飞机，而驾驶员哈里尼想要尽快离开机场。于是，他让装机工程师报告飞机上的人质数量。而那个人回答说，所有的人质都上了飞机，但是哈里尼坚持让他以书面的形式把登机人数写给他。装机工程师只得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把它递给了哈里尼。上面写着93名人质，还有两具尸体。哈里尼要求更详细的报告，包括阵亡人员的名单。因为根据他接收到的数据，恩德培应该有106名人质。现在，纸片的另一侧已经列出了阵亡人员的名单：伊达·布洛克维奇和让·雅克·迈蒙尼。而名单的最后列着第三个人：约尼中校。尽管戈兰尼士兵反复清点，飞机上的人数和已知的人质数量就是不吻合。但是，人质自己都非常确信，除了朵拉·布洛克之外，所有的106名人质都上了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