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7/17页）

应该指出的是，截止星期四下午，军方几乎还没有为救援任务的准备工作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空投橡皮艇的第二次实验比前一天要顺利很多，并且对一架飞机最多能搭载的人员数量进行了核算。但就在救援部队飞抵恩德培的前两天，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为行动做真正的准备：部队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武器和装备没有准备好，实战行动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坦白地讲，整个战争机器还没有运转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关键的信息接连传来，第一次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很现实的机会。从恩德培释放的部分人质已经抵达巴黎，他们中有好几位提供了情报。所有被释放的人质都是非以色列国籍。实际上，早在星期二的时候，恐怖分子已经表态，他们把乘客区分为以色列国籍和非以色列国籍。他们把人质分为两组，以色列人和几个来自其他国家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可以从他们的瓜皮帽和头巾来辨别）被关押在航站楼两个较小的候机厅，而其余的乘客继续留在大候机厅。恐怖分子在两个较小候机厅的中间空隙处放置了一台探照灯，他们要求以色列乘客在去另一端的活动区时，弯腰经过探照灯光束的下方。虽然有一些犹太人留在了大候机厅，但我们不太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完全明白他们犹太人的身份。

星期三的时候，这种分组的意图变得很清楚了，持枪的恐怖分子开始释放大候机厅的一些人质。到了晚上，第一批人质共计47名被释放，主要是孩子和老人，然后他们乘坐法航租用的一架飞机前往法国。星期四早晨，剩下的大约100名人质也被释放，然后坐飞机离开。恩德培机场还有大部分是以色列国籍的94名犹太人和12名法航机组人员，包括机长米歇尔·巴科斯在内。星期三的时候，当巴科斯听说有一部分人质将要被释放时，他把机组人员召集到一起。大家都认为，除非最后一名人质被释放，否则他们拒绝离开。机组成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然后巴科斯向恐怖分子传达了这一决定。机组成员是否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被释放，现在还没办法知道。

对于被遗留在那个世界偏远角落的106名人质来说，监狱的围墙似乎比以前高了很多。从他们在飞机上被俘开始已经过去四天了。一位母亲和两个小儿子、一位独自旅行的高中女孩、一对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老夫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都掌握在巴勒斯坦革命阵线的“自由战士”手中。这些持枪匪徒的领袖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将决定怎么来利用这些人体“商品”。在拥挤不堪的、散发着霉味的候机厅里，人质坐在地板上或者四处散落的地垫上，彼此之间小声地交谈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缓慢流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不过至少，时间在逝去，而没有因为某种恐惧而缩短。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复杂的心情，有期待，有绝望，更重要的，还有恐惧。他们中的10多个人会在第二天早晨被拉出去处决以作为谈判开局的筹码吗？他们的尸体会被示众吗？也许这一切就在一个小时以后呢？对于如何沦落到这般地步，他们肯定很纳闷并在心底呐喊：我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遭到如此对待啊！然而，他们似乎犯了一个由来已久的罪行，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他们是犹太人。也许这些人中有一些在自己祖国长大的以色列人，永远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罪行”是什么。但对于那些手里握着武器、在他们头顶站岗放哨的阿拉伯人和德国人来说，这个罪行太显而易见了，完全是不言自明的。

当那些被释放的人质到达巴黎之后，一些人做了情况汇报，提供了关于恩德培机场局势的第一手信息。人质报告说，乌干达军队控制了那栋大楼并且协助看守被囚禁的人质。很显然，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无疑展开了全面合作。现在，有可能知道人质究竟被挟持在旧航站楼的什么地方，或者至少，人质在星期四早晨以前所处的方位，同时也收集到恐怖分子的一些信息。虽然大部分情报会转交给以色列并予以及时处理，但第一拨琐碎的信息就有可能为解救人质构想出一个更具体的计划。

既然乌干达军队的合作程度很清楚，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认为，任何救援行动一定要有足够大的规模，以便能够孤立乌干达的武装人员，以及从乌干达撤离人质和救援部队。“星期四下午，伊库提跟埃胡德和我见了面，”希埃·塔姆里上校说。“目前，根据可靠的情报，伊迪·阿明在与恐怖分子合作。我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是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现在不可能派遣一小队士兵抵达机场、制服恐怖分子，然后把他们移交给乌干达。我们必须要控制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