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第7/9页）

偶然会有几个有识之士，发觉其中的危险。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有御史指出这么持续罚下去，惨的是基层民众，国家也没什么好处，利润全让中间环节抽走了——所谓“大查之费甚夥，而府库之贮无几”。他建议放宽驳查力度，揪住大头，放过小错，以避免引发民愤骚动。

朝廷本拟批准，可很快无疾而终。到了万历四十年，又有人旧事重提，建议取消驳费，很快黄册库上书抗议，拿着账本一条一条地哭：“库匠晒晾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晒乎？……驳查书手三百余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查乎？……无工食，则无书匠。无书匠，则谁守册籍，谁守房舍？”

看这一连串激烈的排比反问，就知道黄册库是真急眼了。朝廷您不给经费也就算了，我们自筹资金，您现在竟要停掉，这还让我们怎么干活？

从黄册库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万分委屈。官员动情地表示：“谁肯安然坐污泥涂炭之内，而不洒然处冰壶秋月之中？”翻译过来就是，但凡我有点办法，还用得着靠罚款活着吗？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停办驳费，拨出专门经费即可。可皇上宁可看下面乱成一锅粥，也抵死不出钱。真不知道这种倔强从何而来。

争吵到最后，驳费之举还得照办，不照办哪儿来的钱去管黄册库？听到这个消息，各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从此天下太平无事。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职能，反而不重要了。

从黄册驳费这么一个政策的产生、演变以及争议过程，多少能窥到大明灭亡的原因。

不过想要搞清楚大明为啥灭亡，不用考察驳费这么费劲，只要打开库房看一看黄册库里的情况，立刻便明白了。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烦的是，此时后湖之上的黄册库已经多达三百多间，一些洪武、永乐时期的老库房开始朽烂，册架也纷纷坍塌，必须修理了。

按照规矩，那些库房由应天府的匠户负责。他们干这个算差役，义务劳动，没有酬劳。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内，如果库房出现坍塌、漏雨、倾斜、柱梁蛀蚀等情况，工匠必须来免费修补。

不给钱，还得担责任，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么当心，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一损坏，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无法检索。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说，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更讽刺的是，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