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康熙阴暗面：盛世之下，干净东西真不多（第5/9页）

康熙做的另外一件事儿，倒是颇有古意。他大约很想将宋仁宗君臣在后苑赏花钓鱼的佳话再现于当世。于是，在三藩之乱平息后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把侍从文臣和部院重臣们召集到瀛台，让他们使用事先备下的小舟、渔具，在皇家花园的亭下桥边任意游玩捕钓，并可以将钓到的鱼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他可能举办过很多类似的活动，可惜，也许是刻意的成分太重，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美谈。

另外一个时代的因素，肯定也在起作用：宋仁宗一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制度到皇帝本人的秉性，仁慈宽厚是真的，由此，才会在四十年间出现那么多鼎鼎大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清朝在血肉横飞的凶残之基上立国，康熙皇帝本质上十分专横。他的所谓仁慈宽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为政治目的做作出来的。他太想博得这样的名声了，与汉文帝、宋仁宗大体是两回事。于是，六十年间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仅有的一个纳兰性德还夭折了。由此可知，玫瑰花的美是自然而然的，若是这朵花每天嚷嚷着让人们来欣赏自己美貌的话，大概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愿意挨近它。

与此相关，大清朝的臣子已经蜕变成了奴才——禽兽补子马蹄袖，脑袋后面拖着根难看无比的猪尾巴，官帽上插着根孔雀毛，全身都是皇家犬马、家养宠物的装扮，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官员们形容成是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他们只能秉承主子的旨意行事，全无自己的思想灵性。因此，除了曹雪芹之外，整个大清朝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位放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叫得响的一流历史文化人物，原因端在于此。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大约也是拜没有跻身官场之赐。

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皇帝出于仁慈宽厚、出于对汉族士大夫的尊重与推崇、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并礼遇士大夫。这种说辞固然会为康熙所欣然接受，但很有可能不是事实。在现实中活不出个人样的中国文人，喜欢沉浸在白日梦里意淫。有众多证据表明，康熙皇帝鄙视满洲人与汉族士大夫诗文唱和的情趣追求，特别讨厌他们学习汉族文化，坚持骑射武功为满族之根本国策。

他多次训谕自己的儿子们，“我们这些上等人，要时时训诫，防止沾染汉族习俗。历史上，金、元时代，渐渐汉化，竟变得像汉人一样，我对此深深警鉴，并屡屡告诫你们，这实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务。对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庭训格言》第95、52页）对满族大臣，他说得十分坦率：“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满洲人决不可学汉人”，“文臣中许多人希望我学习汉族习俗。汉族文化有什么难学的？一入汉俗，便大违祖宗明训，我誓死都不会去做”，“我身边的这些儿子，若有人沾染汉族习俗的话，我决不会饶过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难”。（《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

在这种心态之下，他的确只会推行孔孟之道，来维护他一家一族的利益，而不会为这个国家民族的长远考虑，去提倡什么科学。

对于汉族士大夫，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可能也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有多少宽容仁慈的成分，实在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康熙十八年，他曾经痛骂汉族官员：“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族官员做的好事，他们都要归功于自己，事情搞砸了，就推给别人。满汉官员在一起谈论事情，往往不能和衷共济。汉官总说满官偏执，若汉官真能出以公心，满官岂有不从之理。”（王先谦《东华录》卷二十四，康熙十八年八月）

最能表达他真实体会的，应该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康熙与他的子孙之间，因此特别坦率。当时，康熙已经六十三岁，他告诫自己的子孙：“汉人人心不齐，不像我们满人、蒙古人那样数千万人一心一意。我治理这个国家多年，深知汉人之所以难治，都是因为他们不能齐心的缘故。国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们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五年八月）

皇太极时代，文臣在内廷办公的地方称为“书房”。康熙皇帝亲政后读书的地方，叫“南书房”，位置在乾清门内西侧的朝房里。康熙皇帝先后选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书房。表面上，这里只是皇帝读书写字、讨论经史的地方，实际上，有着很深的政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