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唐人论秦（第5/6页）

但是，唐代学者的态度非常奇怪，几位著名学者颜师古、张守节、章怀太子李贤、李善都采用了卫宏说。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史记正义》），颜师古为《汉书》作注，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李善为《文选》作注，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卫宏的说法。可见，东汉卫宏的“坑儒”新说在唐代极为盛行。

这说明唐代社会对秦始皇的坑术士进行了空前的社会批判，卫宏说的流行，特别是在颜师古、张守节、李贤、李善这些唐代顶级学者中的流行恰恰说明卫宏新说拥有了多大的市场！也表明秦始皇暴君形象在唐代的定格。

在唐人对秦始皇的诸多评议中，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具有特殊的意义。此文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的功劳。他认为：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剖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这是大秦帝国非常有效的措施。大秦帝国的速亡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绝对不是郡县制造成的。我们前文已述，秦帝国的速亡是因为皇帝滥用民力造成的。

汉代立国之后，矫正大秦帝国的弊端，按照周朝制度，立皇子为诸侯王，封功臣为诸侯王，结果没过几年就屡屡发生叛乱，高祖刘邦不得不疲于奔命地平叛。所以，比较秦、汉两朝的制度，可以明显地看到，秦制远远胜于汉制。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舍，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在柳宗元看来，大秦帝国的速亡并不在于它废封建，立郡县，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大秦带国速亡是因为滥用民力、滥用刑罚，导致民不聊生。失天下在于为政不仁，不在于制度缺陷。

柳宗元不但提出了大秦帝国速亡的原因，而且高度评价了秦始皇施行郡县制的巨大功绩。这是自秦亡之后第一次明确称颂大秦帝国政治制度的宏文。柳宗元的《封建论》说理透辟，论据充分，行文流畅，使得文章的内容更加具有说服力。

比起汉儒对秦始皇的全面否定，柳宗元的评价更全面、更客观。柳宗元还第一次把秦始皇的郡县制称之为“公天下”，并认为中国的“公天下”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富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如此高度评价秦始皇是史无前例的。秦始皇身后的第一波评论是汉人作的，他们对秦始皇的全面否定开了秦始皇历史评价的先河。直到中唐柳宗元，秦始皇才第一次得到肯定性的评价。这个变化极富开创性。

为什么唐人开始重视秦始皇的郡县制呢？为什么唐人肯定秦始皇偏偏要从郡县制人手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历史的评价总是从自身的现实出发。超越自身现实的历史评价从来不会存在。

唐人之所以出现高度肯定秦始皇郡县制的观点与中唐的现实政治密不可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局中最为棘手的是藩镇割据。唐初，中央政府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至唐玄宗时，在边地各州设十节度使，通称“藩镇”。各藩镇统领所属各州的甲兵，兼有其他职务，藩镇长官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权力甚大。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大大削弱，唐王朝不得不首先将魏博、成德、幽州三镇授予安禄山、史思明这两位叛将的部下，并封他们为节度使，允许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形成了“河朔三镇”的割据局面。节度使的职位或父子相承，或部将相继。后来，这样的藩镇发展到四十多个。藩镇之间，或互相杀伐，或联合反唐，危害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