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汉儒评秦（第3/6页）

第三，皇帝易人。皇帝制度是典型的终身制。老皇帝总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老皇帝不死，新皇帝不立，老皇帝的弊政就不能终止。皇帝易人有三种模式：一是皇帝死亡，二是宫廷政变，三是易代易帝。

但是，这三点都不容易。

先说皇帝死亡。皇帝死亡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生命的代谢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位昏君尽早过世。

既然昏君不死，那就只好以另一种办法，人为地除掉他。这就是政变！

政变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即使政变成功谁也无法保证继位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明君。

最后一招就是通过易代易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模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民变，或者称之为农民起义；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军事力量逼迫皇帝退位。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赵匡胤代周建立北宋王朝，都是易代易帝。

综观中国皇帝制度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政变、易代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成功率都不高，因为它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相互配合；要皇帝认错，下罪己诏也极其不易；唯独大臣们的劝谏是皇帝制度下自我修复的一种最易实施的措施。

大臣失语对任何帝国都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独断专行的皇帝时时事事都处理得当，朝议是在常态下修复帝国偏颇的最佳途径。秦始皇称帝之后，朝议渐渐成为一种形式，因为，“皇帝”至尊至贵、至高至大，大臣们面对这样的皇帝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大臣的失语是皇帝制度的必然。

一个王朝的制度到了大臣们都不敢为它的长远利益进行评说的程度，这种制度岂不是完全僵化了吗？它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这一点不仅贾谊看到，早于贾谊的汉初名臣贾山也说过：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诔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

秦始皇确实不知道他已经把大秦帝国推到死亡线上了！原因是秦始皇已经丧失了自我认识和判断的能力，他手下的大臣们又不能发表意见。

贾谊认识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了大臣的失语，但是，他认识不到大臣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大秦帝国一向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看不出秦始皇晚年的种种过失吗？如果看出来了为什么他们不发表言论呢？大臣失语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皇帝制度。

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将皇帝置于权力的顶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必须绝对服从皇权。这样，皇帝就高高凌驾于全体百姓与大臣之上，对话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这种制度的设计带有一种先天性缺陷，它存在一个至尊至贵的塔尖，高高坐在这个塔尖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不受任何约束。任何制度都不应预设一个不受约束的统治者。没有谁的屁股摸不得！如果预设了这么一个最高统治者，它就可能成为这种制度的破坏者。

从历史上看，秦始皇取代的周王朝，周天子虽然是天下的共主，但是，周天子并没有直接控制天下的能力，周天子的统治是通过大大小小的诸侯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周天子是通过分权给天下诸侯来治理天下，由于分权，周天子的权力自然受到了限制。

至于商王朝，商代国君极重鬼神，商王的任何行事都要占卜，求得神的“指示”。因此，神权成为制约王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历代商王也要将权分给鬼神。

商王与周天子都要分权，这是商王、周王和秦始皇最大的不同。

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与商、周都不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到地方的郡守县令，都由皇帝一人任免。大秦帝国虽然也重祭祀，但是，皇帝已经高高凌驾于一切之上，神权相对于皇权也被逼退了。

大臣们面对这样一个处于至尊地位的皇帝，毫无办法。国家政事的好与坏全凭皇帝个人的素质和品格。在这种制度之下，要求皇帝个个是明君太困难了。即使是明君，还会有前后的变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后期却贪图享乐，葬送了大唐江山，也葬送了自己。这类前明后暗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