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14/15页）

唯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廪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

奏折的内容明显是让两宫太后摆脱八大臣的操纵。同一天胜保的奏折也到达京城，交由群臣议论，共同商议在两宫太后目前被限制权力的形势下，该如何改变现状。算是首先从舆论上揭开了北京政变的序幕。

以今日视角来看，两宫太后和奕在北京政变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率先出手，正式颁布谕旨。

两宫太后在大臣们上完请求掌握实际权力的奏折后，便顺势召见奕、桂良、周祖培、贾桢、文祥等大臣，控诉八大臣飞扬跋扈、图谋不轨的罪行，并正式下旨宣布人事布局：

一、谕内阁着王大臣等妥议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具奏；

二、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

三、谕将载垣等革职拿问；

四、谕将肃顺即行拿问议罪。

第二步：迅速逮捕载垣、端华和肃顺。

就在两宫太后下旨的当天，载垣和端华上朝来得很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职，在殿外他们正好碰到从大殿内走出的奕、文祥和周祖培等人。

当时，载垣和端华十分纳闷，于是载垣便当场开口说道：

“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有诏！”奕的回答也是相当有底气。

没等载垣和端华说话，奕便将两宫太后已经颁发的谕旨打开，高声念诵道：

“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载垣和端华厉声怒言道。

面对载垣和端华的质问，奕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而是立即命令侍卫将两个人押往宗人府看管。

当时肃顺护送梓宫正走到密云县，距离京城还有百余里，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在得到载垣和端华已经被软禁的消息后，立即将肃顺等人捉拿，然后一并送入宗人府。至此八大臣全部倒台，此时距离咸丰皇帝去世只有半年的时间。

八大臣都被拿下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结束。两宫太后走到政治前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领导核心，因此北京政变的第三步就是组成新的辅政班子。

十月一日（11月3日），两宫太后连续颁发多道谕旨，大体内容是：

谕内阁恭亲王奕着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谕内阁着恭亲王奕补授宗人府宗令；谕内阁着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几道谕旨的下发，意味着建立起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辅政新班子。十月二日（11月4日），又谕令奕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谕着他管理宗人府库银，等于让奕集政权、兵权、族权、财权于一身。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新人笑旧人哭，在大清帝国生成新的政治领袖之后，并没有忘记先前的对手，只是这种不能忘记并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慰问。因此北京政变还需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清算八大臣，查办余党。

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政治集团倒台后，总会有投机分子踊跃表现出落井下石的样子，希望借此机会立功受赏，而这种做法恰恰给了其政治对手顺理成章进行清算的借口。北京政变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

就在两宫太后连下五道谕旨的同一天，少詹事许彭寿上《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折》，希望能够扩大对“热河派”的打击力度，清算其余党以及为“北京派”平反。显然许彭寿这个折子很能迎合两宫太后和奕的口味。但两宫太后头脑还是十分冷静的，她们让许彭寿说出谁是“热河派”的余党，防止有人被诬陷，而且谕令官员们不准互相弹劾，以免误伤太多。

两宫太后的这种反应，与其说是为了稳定政局，不如说是为了将对官员如何定性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时除了下旨首先查抄她们最为痛恨的肃顺的家之外，还在十月五日（11月7日）召集王公大臣对八大臣进行罪名定议，最终形成的处理意见是对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以大逆不道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