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第9/17页）

北伐军当时对怀庆府采取的是“周树木栅”的长围之计，在清军五路大军赶到之前，已经围了将近一个月，怀庆城内已经断粮。据后世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如果增援的五路清军没及时赶到，怀庆城再围上三天必陷落无疑。或许这就是天意，北伐军急于北上，听到清军增援人马到来的消息后，主动撤围，人马进入山西省，这样就暂时远离了直隶，也使得北伐军不得已继续消耗着自身的能量。

本就只有两三万人马的北伐军,进入山西后连克数县，再转向河南进入直隶，绕这么个大圈子，已经是一支疲惫的孤军之师。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攻陷了河南、直隶两省的锁匙之地临洺关，然后十天内连续攻克沙河、任城、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县等九个城池，直逼保定府。

咸丰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太平军居然能从广西一路打到直隶，恐慌之下他立即下令必须全力阻截。这已经不是皇帝陛下第一次下这样的命令了，然而那些执行命令的军事长官根本无法阻挡住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脚步，这让咸丰皇帝十分头痛和不安。为了不让北伐军靠近京师，咸丰皇帝决定搬出皇亲国戚作为统兵官，以自己的禁卫部队作为主要力量，全力阻击。

九月九日（10月11日），咸丰皇帝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并赐锐捷刀，以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赐讷库尼素光刀，并调拨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兵共计四千五百人，即日出京会同钦差大臣胜保合力阻击太平军。这些兵马出京后，咸丰皇帝依旧不放心，又派定郡王载诠、内大臣璧昌办理北京巡防事宜，次日又增派恭亲王奕共同参加办理。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太平天国北伐军进至张登集，距离保定府只有六十里。京师的那些达官贵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闻风丧胆，纷纷逃跑。据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记载：

时北京官民逃迁者三万户。北城一万八千户，仅余八千户。

邓文滨的《醒睡录》也记载：

各街巷十室九空，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如鸟兽散，王公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

纵观当时北京城的情况，从皇帝到百姓已经是乱作一团，咸丰皇帝派出自己的禁卫部队，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这种情况下，如果太平天国北伐军直取北京，尽管疲惫的部队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如果战术对头，也并非没有攻取京师的可能。然而，北伐军没有从保定直接进军北京，而是转向东进，意图攻取天津。

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太平天国北伐军转道攻取天津的意图是什么。有些史学家猜测是为了截断咸丰皇帝出逃的线路，也有人认为，以北伐军当时的实力，已经没有攻取北京的必胜把握，毕竟在此之前这支部队已经孤军奋战了很长时间，能够打到靠近京师腹地的区域，已经实属不易，而转道攻取天津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意图。不过，这就让北京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咸丰皇帝在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命令僧格林沁派官兵三千人赴胜保军营，调集热河等士兵一千九百人增补僧格林沁军营，三天后又命令土默特贝子德勒克色楞带东三盟官兵三千人赴胜保军营，谕令德勒克色楞也协助帮办军务，意图尽最大努力将太平天国北伐军拦在京师之外。

太平天国北伐军沿运河北上，以最快的速度连克沧州、青县，进占静海，并分兵攻克独流镇、杨柳青，距离天津府只有十里。天津知府钱炘和、知县谢子澄招募壮丁四千人，当地地主豪绅办理团练两千人，加上驻守的清军共计七千人防守天津。如果说太平天国北伐军只是面对天津这些守军，倒还可以应付，可是咸丰皇帝已经派胜保和僧格林沁从背后追击而来，北伐军担心腹背受敌，于是退守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在那里与清军相持了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23日），太平天国北伐军于独流镇采取诱敌深入之策，大败胜保、德勒克色楞军，斩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

从战术角度看，太平天国北伐军在独流镇打了胜仗固然有利，但从战略角度看，这一战让咸丰皇帝更加恼羞成怒，不仅责罚了胜保和德勒克色楞，更将讷尔经额定为斩监候。同时继续增派兵马，命令僧格林沁与胜保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太平北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