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应夔丞被捕、越狱及遇刺（第4/6页）

1913年10月10日，镇压了“二次革命”的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国会内的国民党议员牵连“二次革命”为由，下令取消其议员资格，并发布通缉令。国民党重要人物纷纷流亡日本，袁世凯彻底掌控了局面。一直认为杀宋是中央意思的应夔丞，以为机会来了，于是立刻在11月初由青岛连发两电，要求政府为武士英与自己昭雪。第一电谓：“叛党削平，宋实乱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命令，平反冤狱。”[103]第二电谓：

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士英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孙、黄、岑、李、陈、柏、何、钮之徒，要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出实由宋所编制，设当时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能成具体之民国矣……兹夔丞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产，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公道平反，宣布宋教仁之主谋内乱及卖国罪案，使有罪者不得幸免，有功者不致沉冤，庶几是是非非，天下共晓。[104]

应夔丞还给袁世凯上了一封密呈，诉求与通电相同，惟否认其雇用武士英杀害宋教仁，声称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直欲把持国事”，“冀为总理”，又“运动议员，煽惑军队，勾结外人，私举国债，广刊报纸，到处演说，欲破坏共和，颠危大局，不惜以国家为孤注，博私人之权力，此诚民国罪人，实为人民公敌”。自己与宋“本无私仇夙怨”，但“目击宋与孙、黄等种种布置，指日破我国家，不得已图购求宋、黄等在日本之丑历史，刊印传布，藉毁损其名誉，以杜一般社会之盲从，稍阻危机于一发，此反对宋教仁等之实在情形也”，并称“反对者政策，非反对其生命”。至于“武士英之暗杀宋教仁，乃纯然发生于政见，系个人之单独行为”。[105]袁世凯于11月6日将应夔丞密呈交国务院讨论，11月7日经国务会议后，11月8日国务总理熊希龄又“将原呈及院议节略并交司法部详议”。[106]最终，袁世凯政府似乎并未对应夔丞的胡言乱语做出回应。于是，应夔丞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到北京请功邀赏。11月19日，《申报》刊登“北京电”，谓“应桂馨业已抵京”。[107]其抵京后情形，据云“初则伏匿于东城某显者家”，“最后乃居于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有时则匿大外郎营某宅”。其父与妻亦到京，居于骡马市大街长发栈。应“每夕徜徉于八大胡同，骏马高车，其行如驶，且有护卫多人蜂拥而行”。[108]其时已是“二次革命”国民党人惨败之后，想必应夔丞以为自己已经安全无虞。1914年1月17日，应于某处嫖妓并大吸鸦片，又于夜半招妓唱曲，查街军警不知其为应夔丞，将要拘拿，应夔丞气焰熏天，原形毕露，曰：“我乃民国首功，又杀宋教仁之功首，现在政府将予我上将，并酬勋二位及国库证券百万，今我逸兴遄发，乐此以消永夕，干汝何事？”[109]两天后，即1月19日下午，应夔丞忽于津京快车上被刺身亡，当时情形，报纸曾详细报道：

一月十九日下午，应夔丞乘四点三十分之快车，由京赴津，同行者有执法处高等侦探李桂芳、王芝圃二人，据称系保护应夔丞赴津也。车经落垡时，车上忽喧传头等客车上有人被刺毙命，旅客闻之，人皆惊愕，犹欲一睹厥状，争先恐后，群向头等车去。此案发生后，最先声喊报信者，即系与应同行之王、李两人。行车稽查员闻报，径往探视，当即盘诘王、李二人，据云不知实情。又云车行半途，二人因事暂离头等车，而往他处，少焉方回，则见应已被刺绝命矣云云。顷刻之间，应某被刺之音耗已传遍各车，旅客一时慌乱无措，殊有谈虎色变之态。须臾，车抵天津总站，站上已有侦探及警吏多名守候，盖已得电报矣。车方停止，有多数旅客下车，争相告语，斯时站上人众咸欲往头等客车一视，虽由路局加派巡警弹压，而惊惶之状已极，车站秩序几为之紊乱。站警皆用刺刀向众示威，始稍为安静。车中某客述当时情形云：车距津站不远之时，突有一华人由头等车出来，口吹警笛，并大喊有人被刺，当时餐车内有六七外国人，正在用膳，闻信急起往应车内，见死者横卧榻上，身穿灰白色长褂，足着西式皮鞋，而长褂上已染有血渍，其色鲜红。凶手所用之刃，形似外国猎刀，刀口长六寸，其锋甚锐。车室内血渍狼藉，杂物散乱，足征应未死之前，必与凶手有极猛烈之格斗也。另有白磁茶壶一具，拖掷地板上，已成碎粉。又有皮包一个，其皮面上有一裂口，似系用猛力以划破者。最堪惊异者，室中猛力争扎，而室外竟无一人觉察也。当稽查员探视时，偕一西人按死者之脉，则其手已冰冷，盖应死已久矣。闻同行之王、李二人到津站后，旋即送交审判厅看管，而应之尸体亦已拍照存影，以作参考云。[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