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放旷不羁（第5/24页）

司马大将军和阮籍在心灵上有一种默契（这也是后世很多人指责阮籍的原因）。

阮籍在司马昭的幕府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有那么一年，他得知步兵校尉府中有好酒，便求其职，司马昭欣然应允。

后人推测阮籍求步兵校尉的举动是为避开司马氏的猜疑。理由是，这个职务既离皇帝远，又没实际军权。

其实，这完全是替古人操心了。为什么阮籍就不可以仅仅因为那里有好酒而去做步兵校尉呢？后人总是把当时的事想得很复杂。

魏晋易代时政治环境有点危险，但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

何况，他面对的司马昭是如此欣赏他。对此，阮籍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不以司马家为对手，但也不主动参与司马家的事，与之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后世有人推测阮籍太狡猾，一度担心司马家被曹家逆转后惹祸上身，所以也不愿意被大家认为他是司马昭的人），以致在昏醉中婉拒了司马昭求亲，最后使得这位大将军有这样的印象：“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正因如此，即使阮籍放浪形骸，经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法的事，最终也能为司马昭所容忍。比如在其局上，昭居中，幕僚大臣分坐左右，一个个都神姿严正，只有阮籍劈着腿，啸歌酣饮，旁若无人，所谓“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有一年，阮籍母亲去世。在司马昭的局上，阮籍照样吃肉，一样饮酒。大臣何曾在座，站起身，对司马昭说：“明公以孝治天下，而现在，阮籍丧母，却违背礼教，饮酒食肉。这样的人，应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以正风气。”

司马昭低头想了想，抬头说：“嗣宗因母丧，致精神委顿如此，你不能与他分忧，这是为什么？况且，有疾在身而饮酒食肉，原本也是符合相关礼法的。”

阮籍似乎没听到二人的对话，依旧饮食不辍，神色自若。

司马昭处处为阮籍说话。后者与这位大将军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处世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后代士人：在内心世界，保留自己的田地；在权力面前，做到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阮籍成为精神逃亡者的隐秘宗师。

但阮籍常有而司马昭不常有。

阮籍爱酒，清醒时，放旷不羁；喝醉时，整日昏昏。

真的是这样吗？

东晋名士王忱，最慕阮籍风格，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个说法是很到位的。但是没人知道，其中包含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的厌恶。

阮籍一度有很高的心气。

他曾登广武楚汉古战场，发出千年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阮籍胸中的垒块，郁积的不仅仅是魏晋间的一些事，更有个人抱负在时光中渐渐自我消磨而生出的兀自悲叹，以及人生中多少事身不由己的扼腕叹息。

阮籍的人生哲学来自庄子，对倾轧无常的官场不那么喜欢，但又不得已而置身其中，有一种自我价值的泯灭感和压抑感。

作为一个厌世者，阮籍是孤独的。

东晋孙盛《魏氏春秋》记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独自驾车遇穷途而哭，因为前面没有路了。孤独如此，孤独如此。在人生的很多时候，无望比绝望更可怕。

对阮籍来说，无望的是什么呢？

千万不要理解成因为晋要代魏了。阮籍胸中，有无法自释的块垒，它只是关于生命本身。那么，对阮籍来说，除了喝酒外，他有没有办法，在一些时候化解这块垒？

史上记载，阮籍善啸，百步之外，都能清楚地听到。

当时，苏门山（在今河南辉县）中有隐者莫知姓名，称为苏门真人，被砍樵者传说。阮籍好奇，便独自驾车前往。

到山下，阮籍弃车攀山。

苏门山不是很高，海拔不到二百米，没多久，就远远望见峰顶处，有一人抱膝而坐。阮籍登顶，上前与那人对坐，对方面无表情。

阮籍是何等人物，见过酷的，但没见过比自己还酷的，于是与之论上古玄远之道。那人寂然无语，只是呆呆地看着阮籍。阮籍随后又问其修身养性之术，那人仍不作答，只是用眼珠凝视着阮籍，一动也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