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德美誉（第3/20页）

不过，你要是真有才华，那么不管你年龄大小、地位如何，李膺都会亲热地拉起你的手。

比如，李膺跟比自己小十八岁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关系就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品评人物、议论朝政，把从东汉中期开始流行的品人之风又往前推了一步。同时，也使得名士间的社交形成网络化。

名士间的社交网络非常重要。

在东汉中期，袁绍的先人袁安出仕，随后奠定了汝南袁氏的赫赫地位，其后四世五公；几乎同时，弘农杨震一族崛起，四世三公。

这两个家族的崛起，预示着中古门阀士族时代的到来。

他们的崛起跟家学有重要关系，即对《诗》《礼》《易》《尚书》《春秋》等儒家经籍解释权的掌握和世代传承。后世有学者提出疑问：何以西汉家学兴盛却没产生世家大族？田余庆先生举了千乘欧阳生家族八代传《尚书》的例子，最后认为：世家大族的崛起虽跟家学有关，但最终依靠的还是东汉中后期流行起来的社交网络，也就是名士间的游学互访和品评推荐，以此获得士林中的名望，再通过察举制进入仕途，其后依靠家族的声誉而累代为官。

在东汉后期，名士间交游互访，彼此品评，是一种新风，不但时尚，而且对士人声誉的提高具有实际作用。

李膺和郭泰，就引领了这种风气。

汉桓帝末年，时为河南尹的李膺，弹劾前北海郡太守羊元群贪污。羊买通宦官，反定李膺之罪，引起清流朝臣和太学生的抗议。汉桓帝宠幸宦官，但有时候也懂事，很快就赦免了李膺。

李膺再拜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是监察官，主要职责是监察京城洛阳及周边之事。但凡出任此职的人，往往都具备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的特点。

李膺当然更是如此。

当时，权宦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暴无度，枉杀孕妇。李膺正欲对其调查，张朔闻风逃至京城，藏在哥哥家的空心柱中。李膺得报后，马上带人破柱捕之，得口供，立斩之。

张让向桓帝告状，桓帝只好把李膺叫来，不过自然不能使其屈服。

此后，宫中大小宦官即使休闲日也不敢出宫，桓帝问缘由，答：“畏李校尉。”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宦官犯罪被清流大臣惩治，桓帝在谗言下反治大臣之罪。太尉陈蕃劝谏无效。此时，李膺亦在惩处宦官党羽时遭诬：“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这一次，桓帝将李膺等人下狱，陈蕃亦被免去太尉一职。

外戚窦武，身份虽显贵，但为人正直，想方设法营救“党人”。此时，一些宦官也恐祸及身，见好就收。经大赦天下，诸人被放出，但李膺等“党人”，以及亲族、门生，都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后不久，汉桓帝死，汉灵帝即位，陈蕃官复太尉，在其努力下，李膺等人又被朝廷起用。但不久后，洛阳发生政变，陈蕃和窦武都死难。

李膺虽继陈蕃之后，为天下士人的领袖，但又一次被罢官。

李膺在职时，因乐于提携德才兼备的后生，年轻士人到洛阳都以能被其接见为荣，这在当时被称为“登龙门”。被接见者也会因为李膺的品评而身价百倍。或许是李膺的影响力太大了，搞得一些专权的宦官心里不踏实。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为彻底压倒和消除清流朝臣的影响力，诬其为“钩党”，罪名是“相举群辈，欲为不轨”，李膺等人被下狱处死，其他幸免者也遭到打击。

宦官通过皇帝的诏书，禁止这些名士的门生故吏、族子兄弟出仕为官，导致“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为“党人”，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陈蕃先死，李膺再亡，在洛阳学界享有盛誉的太学生领袖郭泰亦退隐山西故乡。李、陈的门生都被禁了官路，想出仕也没希望了。

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清流朝臣挽救东汉危亡的努力实际上已宣告失败。

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很多士人不得不选择归隐与放旷，普遍的人生选择造成社会的集体转向，导致了儒学在东汉末年的彻底崩溃，或所谓“盖魏晋人之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