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第4/11页）

李德裕虽然反对李瀍过分崇道，但他并不反对废佛。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帝国高层官员，他看到了佛教当时已经严重在拖国家的后腿，他当然了解沉湎于宗教达到完全忘我不能自拔的程度，将会导致怎样可怕的结局。事实上，李德裕的一生对佛教和道教始终保持着距离，尤其对佛教一直采取批判态度。从现在的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作为宰相有责任和义务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虽然无法成功劝说李瀍从笃信道教中走出来，但可以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

李德裕在敬宗李湛时期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对当地的宗教发展进行了相关限制。当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敛财富，以为敬宗李湛诞辰祈福为名设置僧坛，广度僧尼以邀厚利，使江、淮以南的百姓结队北上落发出家为僧尼。李德裕知道后立即上疏敬宗李湛，认为王智兴的做法是在让江淮地区流失壮丁，而江淮地区又是京城长安的物资保障大后方，如果江淮地区的壮丁流失过多的话，谁来为国家创造财富？最后李德裕提醒李湛，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度的问题。

李德裕在穆宗李恒时期第一次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下令拆毁辖境内未经官府登记的佛教庙宇千余座，招提、兰若（私自建造的寺院）一千四百余间。后来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又拆毁浮屠私庐数千所，将它们所占土地还给百姓，而且在成都有的人已经削发为僧，却又娶妻生子犹如常人，李德裕因此明令禁止，进而保证国家能够控制足够的劳动人手，受到朝野的广泛称赞。

对于李德裕而言，如果非要分出他倾向于佛教还是道教的话，他还是倾向道教多些。五代时期后蜀何光远所著的《鉴戒录》中，记载了李德裕经常冠褐，修炼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抑制佛教徒发展，却保护道士不受侵犯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对待道教比皇帝李瀍更理性，但比起佛教来，李德裕已经十分崇信道教。

李德裕针对道教还写过《方士论》和《黄冶论》两篇专论，在这两篇专论中，他极力称赞道家学说，尤其认为黄冶变化是“未之学也，焉之未有”，这里边我们不能排除他写这两篇专论有取悦皇帝李瀍的意图，但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明显是崇道抑佛的。

因此，皇帝的喜好，“抑佛联盟”的蛊惑以及宰相的支持，使得会昌废佛似乎具备了客观条件。但如果单从会昌年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场废佛运动其实也有朝廷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

拆寺废佛

李瀍废佛事件的发生，除了有佛、道二教之争的历史渊源和李瀍的个人喜好之外，当时的寺院地主和国家甚至一般地主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才是废佛事件的根本原因。

唐朝中后期，大小寺院争先恐后加入土地兼并的狂潮中，以各种方式获得土地占有。当时有舆论认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而且据史料记载，当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吏不能制”。更为突出的是，僧侣本已享受免役特权，但当时寺院所占的土地又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导致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为了逃避赋税负担纷纷出家为僧尼，以寺院为庇护之地，这些作为严重危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而且李瀍废佛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早在文宗李昂在位时，就曾经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痛心疾首，他曾经由衷地发出感慨，认为古时候一个农民的劳动，可以供给三个人，而现在算上士兵和僧尼，一个农民的劳动需要供给五个人，这其中负担最重的就是要供养寺院的僧尼（“吾民尤困于佛”）。当时的宰相李训也以天下寺院规避徭役，耗费国家财政，上疏请求下令将其中行业不如令者还俗为民，但当时因佛教势力的根基已经太深，所以文宗一朝未能办到。

李瀍即位后继续采取抑制佛教的政策，并对佛教开始实行限制和歧视，对僧尼的打击迫害也开始升级。前边我们说过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在李瀍诞辰的庆阳节上，他赏赐道士紫衣，但却不让僧尼穿着，应该说是他即位之后歧视和打击僧尼政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