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8/16页）

第四节　天平倾斜

证实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作用，可以说找到了正气会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联系的关键。正气会的目标，并非如公开文字所表述的，只讲“爱国忠君”，意在恢复清议。唐才常等人是要借此聚人筹款，密谋起义。领到邱菽园的三万金赠款后，唐于1900年1月“蓬蓬然归于上海”，并携归海贼数十人，计划一面由田野橘次率海贼入京，刺杀西太后，驱逐奸臣，“打碎北京政府”，一面率辜人杰等会党首领于“来月下旬，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图天下”[71]，内圈之事大张旗鼓。

唐才常在江淮地区依靠的会党，一是徐怀礼、张金山、宋刚涛、黄金满等地方豪强，二是辜人杰、杨金龙等驻防湘军将领。而辜正是结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之一。

兴汉会成立后，毕永年一度对在湖南发动起义满怀希望，他函告宗方小太郎:

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

[72]正气会成立时，毕永年亦参与其事，这说明兴汉会成立前逐走师襄，主要是反映兴中会的态度。这种差异客观上为哥老会首领与唐才常结缘创造了条件。不过，毕永年对唐才常坚持忠君爱国，反对顽固党而拥戴光绪的宗旨强烈不满，与孙中山一样，他强调排满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他与康有为的关系势同水火，坚持要求唐才常改宗旨为排满非君，断绝与康有为的联系。唐才常坚不肯从。

参与兴汉会的会党首领本来与澳门保皇会有所联系，又接受康有为的赠款，转而事人，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早与佛门有缘，起初不过剃发绝清，伪装和尚，后在香港邂逅同乡前辈释紫林，与结弟子之缘。[73]这时更愤而弃事为僧，易名悟玄，贻书平山周志别:

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他声称：“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可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74]打算云游四海，老此一生。

毕永年出家入山，除了与唐才常及会党首领的冲突外，别有隐情。1900年1月26日林圭致函容星桥谈及此事:

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燥，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75]

个中原因，1903年秦力山写《庚子汉变始末记》为毕氏作传时，曾有所提及：“顾毕尝与兴中会事，其后亦卒不合。”[76]至于其中具体过节，1901年，秦力山在《国民报》上发表《中国灭亡论》，对保皇、革命两派均予抨击，显然是针对庚子之事而发。他指责“以颠覆政府自命者”为“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大势不允许改朝换代，另立新皇，“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证据是，华盛顿、鸦军阿度等倡革命求自立，不亡他邦匿异国，其人却“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一人当之”，“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77]这番话很可能是代毕永年传言。

其后秦力山对孙中山的认识加深，又读了《三十三年落花梦》，心目中的孙文已由“广州湾之一海贼”变成“异乎寻常之志士”[78]，于是写《庚子汉变始末记》时有意隐去毕氏因误解而生的责难。此说若能成立，则毕永年出家的原因之一，当为其急于办事，而孙中山则“尚无一定之规”，疑心后者不敢举事，故意拖延。

孙中山虽然为兴汉会的成立感到欣慰，委任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又殷切款待远道专程来见的张尧卿，但对于将组织活动重心转向湘鄂，的确没有充分准备。其本意在于扩张势力影响，以广东为立足点，而以长江为响应。加上听到一些关于张尧卿的流言蜚语，毕永年又弃事为僧，更不敢倾全力投向长江。孙中山与湘鄂的联系主要得力于毕永年，他听说毕“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