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7/16页）

然而，正气会的成立却对汉口方面林圭与兴中会的合作产生牵制作用。湖南计划放弃后，唐才常召沈荩回沪，加紧筹办正气会。先此，唐在沪已开始联络各方人士，其寓所中“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64]。只是因为行动重心定在湖南，暂时未在东南一带筹建组织。湖南计划受阻，唐才常决定汉口、上海并重，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会党和革新志士，由林圭负责汉口，运动湘、鄂、皖、豫、川各省；他本人则负责上海，主要运动江淮地区。

1899年12月24日，正气会成立于上海。此事关系到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倒戈”的时间及程度，有必要略加申论。

据直接介入唐才常等人活动的田野橘次称，正气会是林圭等湖南之行受挫的产物之一。其筹划或早已开始（《正气会序》写于1899年夏），但未付诸行动。湖南之行不果，唐才常加快了组织步伐。兴汉会成立后，部分成员奔赴上海，风闻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资助，掌握海外华侨大笔捐款，不免心有所动。加上一些首领随湘军驻防南京，张尧卿、辜人杰等遂与江浙革新派人士汪康年、丁惠康、叶瀚以及周善培等共结团体。不过，上海的士绅对于成立正气会意见不一，欧阳柱（石芝）、宋恕等对于正气会不以为然，后者说：“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65]，因而并未参与。

唐才常匆匆赶建正气会，目的之一，是便于赴港之际向华侨及港澳人士募捐，以吸引会党豪强。而他担任正气会首任干事长，除个人影响和实际作用外，强劲的财政后援无疑是重要因素。正气会成立后，邱菽园向唐才常赠金三万元，唐即日出发赴香港受领。[66]唐才质所编《唐才常烈士年谱》记:

（己亥）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师中吉自湘来，拟在湘组织机关，与汉口相接应。公以经费无着，乃谋至香港筹款。初五日买船票，狄葆贤拟买二等票，公云：“我辈个人用费，宜省得一文是一文。且我既任此等事，尤宜以吃苦为前提，不可图舒服也。”于是乃购三等票三张。船客多，已无余位，只得在船尾近舵之货舱角落，籍以安身。又值风浪大作，师中吉生平未坐海轮，呕吐不堪。三人皆三日夜未进食也。在港华侨无以为意者，再三设法，仅得二千元。香港用小角，实仅千八百余元也。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炜萲（菽园）始汇二万元来，此时沪款已将罄矣。公乃亲携此款往汉，后又凑一万元由禹稽梅带往。[67]

当时汪康年、丁惠康、叶瀚等人经济上均感拮据，维持生计尚可，出钱搞政治活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财政优势不仅扩大了正气会的组织声势，吸引哥老会首领归附，也使林圭等人更加倚赖唐才常。因为财政困难恰好也是兴中会的一大弱点，很难在这方面展开竞争。师襄鼓动唐才常去香港筹款，目的之一就是在湖南组织机关，与汉口接应。他已被排斥于兴汉会之外，只能借助于海外捐款与旧日的同党沟通。

否认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得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难以解释。唐才常为人“深鸷”[68]，“固非轻卒[率]举事之人，常取沉重之态度，决不至为众人所煽动也”[69]。正气会事务又分为内圈外圈，唐才常主要关注内圈的人与事，以举兵勤王为职志。他虽与宋恕相识，但也知其为人怯懦，缺少胆识，不肯与之深交。两人自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结识，整整四个月后，9月23日宋恕致函梁启超时还说：“拂尘信不愧复生之友，但得见尚希，其深未悉”[70]，只能从唐才常所著《内言》中窥见其性情见解。唐才常当然不会因这种泛泛之交而出面联络。所以，争取宋的使命由汪康年承当。而汪与唐矛盾甚深，言语间自然多提丁惠康，使宋恕产生错觉。宋恕连正气会是否成立，具体何时成立亦不知其详，所记只可证实丁、汪的作用，而不足以否定唐才常。

“义群公司”和正气会的设立，形成长江流域革新势力联合大举的雏形，也奠定了唐才常等人在趁时而起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阵营的中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