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7/23页）

所附谕稿为以“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名义发布的告示，宣称:

本帅近奉光绪皇帝密诏：朕自戊戌八月以来，坐受太后凌辱幽禁，惨无天日，其各奸臣荣禄、奕劻等，尤狼子野心，忘恩反噬，日日以谋弑朕躬为事。尔军民人等世受国恩，各有天良，亟宜戮力同心，翦除奸党，以救朕躬。将此通谕知之。为此特布告两江两湖豪杰之士，速速遵诏行事，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尔公尔侯，爵赏在即，河山带砺，决不食言。若犹执迷不悟，坐失事机，滔天祸起，玉石同焚，悔不可追。

徐宝山此举，不无蹊跷，等于将自立军的举兵计划公开。当局开始打算“密寄责成江苏皖鄂各督及李秉衡并请交片奴才转饬张春发、陈泽霖二军，不动声色，设法擒拿”[66]。因为当地“水陆各营多受匪贿，暗通消息，长江水师尤甚。惟此两军新募之众，设有事端，可期得力”。荣禄接报，认为“不便令其办理徐匪，恐祸激酿为患”。鹿传霖鉴于“该匪党羽甚众，消息极灵，历年贩私，获利甚厚。以多贿勾通营弁，以小惠要结人心，与各枭争利互斗，杀伤甚多，皆投之江中，无人报案。近复向洋行私购精利快枪数千枝，情殊叵测，隐患实深”，决定“不时侦探，其赴香港沟通康逆之事究竟如何，并密遣妥人，许收重赏优保，授计歼之”。[67]

6月，张謇得知大沽口失守，拜见刘坤一献策招抚徐怀礼。[68]据井上雅二“从徐的部下一个姓熊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徐老虎的降伏是一时的计策。随时行动的准备工作已就绪”。[69]但是徐反复无常，诈降变成倒戈，反而协助清军破坏自立军的行动，唐才常等人不得不舍弃江淮而专注于湘鄂。

自立军失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随之而来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不过，保皇会人力物力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虽然痛感“大功未成，元勋先陨，失我良将”，仍坚持发动，甚至为各地会党蜂起勤王的传闻所鼓舞。9月间，他在家书中不断提到：“得上海电来，知长江上游三处起，下游六镇即发，麻城大军入河南迎驾。”[70]“幸麻城一军有十万人北上迎驾，又湖南藩司锡良所带伪勤军为我所袭，力颇厚矣。今变为第二队之勤，若天相助，可望成也。”[71]“长江有人卅万，今下游尚有大力，即决日再起，北上入晋矣。广西亦有布置。”[72]

然而，这时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73]英国政府担心其在长江及广东的利益受到影响，指示殖民部电饬新加坡、香港等地总督查办，使保皇会失去了外部支持的便利条件。

9月，梁启超和容闳先后抵香港，分别会见港督，欲与之“定约取粤”，港督坚决反对，警告“尔等切勿起事”。[74]康有为深知“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暗中放弃取粤。但又担心“损办事者之气也”，故秘而不宣，仅“大力令取西”。澳门总局的徐勤、欧榘甲等对此底蕴“亦未之知”，拒绝了港督卜力的请愿建议，继续“眷恋东省”[75]，造成统帅部与前敌指挥所在调度指挥上的严重抵牾，令保皇会的行动陷入混乱。后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道:

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数月相牵，致两无成功，在办事皆东人想东故，以此故处之甚难），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彼备既严，吾实力未足），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玉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

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不知如何乃为止境。甚恐虽添亦复不足，仍无用。而累月以来，老师糜饷，未得一当。况即得当，尚恐西人不允借为定乱而取之乎？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俟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然仆此非数年不可，数年之费饷无数，变又无限，安能久待？故不如先西为之愈也。若西既得，遂而取东，其于外交易矣（望同苦劝之，以彼日间迫于举也）。[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