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12/23页）

康有为虽然关注刚事，对长江流域却未予同等重视。保皇会海外筹款30万元，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其中3万还是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由保皇会分拨的仅1万。[135]自立军失败后，唐才常声名远播，康有为诡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举义而响应”[136]，故意将湘鄂偏师说成主力，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责。实际上，当时保皇会的决策是：款多“自当全局并举，即不尔而专事故乡”[137]。康、梁眼中的徐敬业，至少并非“舍唐莫属”[138]。直到6月，康有为还认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139]。方略中没有湘鄂的显要位置。

保皇会坚持两广发难，明显带有畛域之见。康有为不肯北上，原因之一是南中亲军未立，不能驾驭群雄。其战略主攻方向虽定在广西，所依靠的正军还是广东游勇，领兵将帅也大都为粤人。康有为明确指示总局:

我广勇为最精最勇之军，且言语相通，倚为心腹必广勇。厚集其势力……合为一大团体，乃可制外省湘、鄂、淮、皖诸军也。[140]

其防止各路诸侯趁乱生变的用意不无积极一面，但以地缘定亲疏，狭隘性明显可见。更有甚者，他自吹“我家将才极多”，推举曾跟随从祖康国器镇压太平军的几位亲戚在袭取广州后出而领兵[141]，并轻信侄子康同富“于办军务及兵法滔滔可听，皆可施行”，立即派归任用，认为他们忠信可靠，“且极可托，必不患其泄”。[142]以血缘关系作为区分忠奸的标准。

然而，旧式纽带并不能保障保皇会的战略行动，其勤王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现的原因之一，恰好是“办事皆东人”。保皇会内部也矛盾重重。梁启超与《知新报》因故失和，港澳之间则“气味不甚相投”[143]。王觉任等行为慎密，在澳同门刘桢麟亦不能预闻机要，办起事来互相掣肘。而一旦误事，又彼此猜疑推诿。康有为因“刚事”延误责怪徐勤，徐怀疑王觉任、欧榘甲告密状，力辩之外，且加攻诋。罗普也怀疑梁启超海外筹款“有不实不尽之言”[144]。

勤王不成，耗资无数，华侨责难日至，为了维系派别私利，康有为不惜嫁祸于人，他声言：“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145]，表面承担用人失察之责，其实是委过于领兵将帅，以解脱草堂弟子的干系。当有人追究海外捐款的用途去向时，康竟栽赃于何廷光。秦力山等专程赶到澳门查阅收支账册，才知何“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146]。何氏所扮演角色，本系康有为一手操纵。6月，何廷光无意中得知康因支款事责备徐勤，亦具函申辩。康为此函责徐勤：“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147]排斥于前而嫁祸于后，为自保不惜害人，心术险恶，无过于此。

保皇会倚为心腹的广勇头目，多为骗棍赌徒，贪图利诱而来。康有为称正军主将陈翼亭之才为“众口交推，非独仆所信保。但太稳求全，非冒险家耳”[148]，对其笼络有加。其父病故，在保皇会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康有为指示总局奉以厚奠。[149]但事到临头，陈却不断抬高要价，“借运动为名骗去六万元”[150]。其他如版筑、三品等，康视为得力干将，为网罗到手，“所费不赀”，后来却“不能得其用，弃之难塞”。[151]梁炳光更指三品为“虎狼”，“今以供应不足，几有胁制反噬之心”[152]。另如梧州二陈，保皇会曾派陈默广、叶湘南专程前往调查，“大称其有人确凿。其头目数人来港索款数万为军装，不能应之”。事后康有为承认对他们“未能深知”。[153]另外，从清方详细查处的情况看，思恩康四也没有自报的聚众三万的实力。[154]

惨痛教训令徐勤三年后仍然心有余悸，认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155]梁启超更将“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156]

康有为的父子兵同样不可靠。康同富奉命到广州后，与“必败事”的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157]。他极力拉至的堂兄弟康有仪父子，还向清方告密。保皇会从檀香山、加拿大、日本等地粤籍华侨中罗致的所谓军事人才，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不过略具胆识。就连梁启超极力举荐，统兵一路的横滨福和商店少东家梁炳光，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158]。5月以前广东失机，总局固有援助不力之责，梁炳光本人亦仅谋及“可以聚多人”之法，还是梁启超提醒他：“徒聚之无益，当谋练之。”[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