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6/24页）

荣禄等人态度的变化，除自身的利害权衡外，与日本方面积极施加影响不无关系。政变后，日本担心守旧官僚亲俄，危及东亚局势和日本的利益，设法说动当路大臣继续变法图强的政策。1899年3月，伊藤博文致函奕劻，“示以近日利病之所在，练兵理财为治国首务……宜早画定规模”。4月底，又再次致函奕劻，“示时局艰难，务图富强，以固邦基”。同时致函荣禄，“备言欧亚情形，谓敝国（按即中国）不图自强，贵国（日本）亦成孤掌，谆谆以整军丰财为急务，善哉言乎！”伊藤博文的门生、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楢原陈政拜访荣禄和奕劻，也转达此意。

7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奕劻会晤，“谈次纵论亚东大局，输忱解带，披胸同心，忠告之言，良用欣感”。对此，荣禄和奕劻至少作出赞同姿态，复函分别表示:

子产之告羊舌，未能若是之深切也。方今敝国情势，早在鉴中，执事不姗笑之，而必欲策励之，使尽去积习，而臻于富强，非深维唇齿之义，力顾中东大局者，何能及此。

但念方今环球强国，鹰瞵虎视，皆狡然思逞。惟我国与贵国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关系尤重，急欲认真联络，借助他山以成众，建不拔之势。

并表示：“迩来于整练营伍、开通商务诸事，凡可以致富强者，皆次第举行。”

当然，荣禄、奕劻对于伊藤博文的意见，也有所保留和辩解。荣禄认为:

夫中国非真不可为也，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客秋之事，略可睹矣。仆世笃忠贞，忝膺重寄，练兵筹饷，日切图维，执事知我爱我，必更有以教我也。……第练兵不可无饷，求财过急，则恐失民心。变法在乎得人，用人不当，则反滋流弊。仆以为法无新旧惟其是，国无强弱存乎人，事业出于精神，国是不争意气，诚得年少有才气者，从老成人翼导策驭之，破除锢习而不失中和，共立功名而不伤元气。

奕劻虽然同意“谋国之术，因时消息”，需要学习外国，扩商利，练精兵，对于时趋却不以为然，所谓:

方今地球强国环峙，日夜以修制战备，扩充商务为能，尚诈力，贱仁义，不务广德与民休息，而专恃攻取角胜，实千古未有之变局。……敝邦恪守祖宗宽大爱民之制，故赋额轻减，蠲振频施，不肯竭泽而渔。从前封桩羡余厉民之政所不敢出现。[43]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与向康、梁等流亡者提供庇护的英、日等国交涉，使之不再提供保护或迫使流亡者离境，以便实行暗杀绑架。11月3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到武汉，张之洞与之会谈时要求后者密告日本政府，如果不将康有为等人驱逐，他无法实施由日本军事教官训练军队等计划，又提出要日本政府与总理衙门交涉，让南北洋和湖广尽快派出留学生赴日。[44]日方权衡利弊，答称:

日本政府极不愿为康及其党徒在日本提供政治庇护，但由于国际上通行之惯例，又无法违反本人之意愿而将之遣送出境，但日本政府愿采取一切努力以便达此目的。[45]

奕劻在赞成伊藤博文关于中日两国合力维持东方大局意见的同时，趁机要求日本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驱逐出境。[46]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日本终于借故将康有为礼送出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和传闻的风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99年6月起，连续出现多宗关于西太后准备再行新法的消息报道。如6月26日香港《士蔑报》称:

西后因时事孔亟，急欲购求新法，又使人调查康有为奏折，一一呈览，不许留匿。又由天津、上海等处，购得当世政论各书，其值约三千两。

7月1日东京《时事新报》报道:

西后每日必数遣内侍往问皇上病状，闻少痊，即慈颜大喜。且尝云：观今日之势，不能不行新政。又北京来信云：西后之急欲变法，事系的确，并非风影之谈。闻西后近日尽发康有为前后所上条陈览之曰：康有为之话，实在句句不错。

7月3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

近有中州某公于召对时，西后询以行新政与按步就班孰善。某公奏祖宗成法，历久不敝，自以按步就班为善。西后顾谓皇上曰：然则外间亦不以新法为然。皇上敬对曰：乾嘉时，西人尚未如此相逼也。西后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