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5/24页）

其后，英国驻华外交官因为得到来源各异、判断不一的报告，对于形势的估计有过一些波动，但基本趋向是稳定与训政者的关系而不是改变它。11月5日，巴夫罗福报告俄国外交部:

英国迅速地改变了对北京的政策的方向，最近急剧地转向慈禧太后及其同党一边，日本目前的态度极端审慎和矜持，这些看来已经使康有为深信他的指望落空了。[32]

第二节　归政

政变当局对于英、日等国干预中国的政局，保护变法派和阻挠废立虽然感到几分恼火，但种种迹象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和互相猜忌，清廷与外强的紧张关系逐步缓和，形势并未像康有为等人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反而越来越不利于他们自己。

在地方重臣和外强的双重压力下，政变后的当朝执政担心事急有变，不得不设法调解与各方的关系。既然光绪的生死存亡成为焦点，首先就从这方面做文章。10月16日，奕劻等人主动告诉英国公使窦纳乐，他们知道关于光绪健康和阴谋杀害他的谣言，并正式通知窦纳乐，光绪的健康大为改善，且常和西太后一同听政；西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不过以为中国的准备条件不够，不适宜于像光绪那样操之过急而又规模过大的改革；还询问如何使目下动乱的情形平静下去的办法。窦纳乐建议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尽管窦纳乐预料他的建议不会被执行，奕劻等人还是极力表示赞同，并要求其代为辟谣，确保谣言是假的。[33]此举虽然是迫于各方压力，却表明当朝执政的一种意向，即他们的确很想改变外界的看法和自身的形象。两天后，清廷果然安排了法国使馆的德对福（Dr.Detheve）医生为光绪诊视，诊断书公布后，有关传言逐渐平息。

荣禄是戊戌政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康有为一派全力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对官场权术相当稔熟，鼓动政变者是他，阴谋废立者有他，设法调和者也是他。10月中旬，在华西方传媒称：“据我们所听到的，荣禄是在使用他权力以内的一切力量来缓和太后对维新党的震怒。”[34]《申报》的报道也说：政变后曾列名保国会者防有株连，颇多危恐，言官亦有及之者，“后得荣仲华中堂奏明，康有为本筮仕京中，不能禁京官及公车不与往还，但问是党不是党耳。……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顾之力”[35]。政变后慈禧有废立之意，

故以兵柄尽付荣仲华。荣惧而泣，计无所出。夜得右帅电云：“慈圣训政，臣民之福。而尊主庇民，全仗中堂主持。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岘帅亦有电云：“君臣之分当尊，夷夏之防当严。某之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天明以二电面奏，长信惧，乃辍计，而心衔二人。[36]

据说当时因外间督抚只有刘坤一力争废立，

深宫震怒，即欲革职。而荣禄言于太后曰：“坤一，湖南老帅，骤革之，恐激湘军之怒而生变。宜优容之而阴掣其兵柄，则彼无能为，而可以牵住湖湘之心。”太后从之，不加谴责，即刻下密旨驻防将军，令其节制江南诸军；又下密旨湖北总督，令其严密防勤王之师。[37]

所以刘坤一称：“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38]对荣禄有所寄望。

1898年底，康有为所抨击的“伪临朝”对内对外接连作出姿态，似乎有意努力改善政变在国际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12月13日，西太后特意安排和光绪一起在宫内召见英、美、德、法、俄、奥、荷、日本等各国驻京使臣的夫人，“由英使命妇领班朗朗宣祝词，皇上起而握手为礼，既而皇太后亦一一握手，并以珠约指分带诸命妇指上，命庆王福晋带出赐宴。宴毕，皇太后率皇后出，命入座观剧，设茗果款之，极道辑和之谊。及诸命妇退出，皇太后又分赐绸缎、书画各一分，雍雍肃肃，穆穆皇皇，诚中外一家之盛事也”[39]。此举不一定能完全打消外国人士的疑虑，但显然引起了期待中的反响。[40]

对内方面，由于政变后给康有为等人定立的罪名之一是结党营私，牵连广泛，势必人人自危，上下浮动，为了安定人心，清廷宣布对官绅中与其有关联者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41]。这是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所定的一般性原则。后来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往来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其中“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牵涉多人。清廷发布上谕，仍然宣称不予追究，而且公示已将原信悉数焚毁，同时告以各函均已石印，似仍保留。[42]既示以宽容，又捏住把柄，真是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