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义和拳进京前的疯狂（第7/8页）

慈禧的这道上谕正是随着直隶义和拳发展的情况而变化的，请注意一下发布这道上谕的时间是4月下旬（农历三月份），此时正是直隶义和拳组织“遍地红”之时，慈禧的“只问匪不匪”就是从直隶义和拳的现实情况出发，它有两个目的：一是更好地“剿匪”，更加积极、稳妥、有效地“剿匪”，甚至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袁世凯在山东的举措，也是这个手段。而另外更重要的，慈禧更加希望通过官府的工作，能够让拳民停止“反教灭洋”，因为慈禧最担心的是刺激到这帮洋人她将来无法收场啊。

这时候，正是因为直隶义和拳越来越不可控，朝廷中有人又想起了张汝梅“改拳为团”的想法，上奏慈禧。慈禧对这个想法是没有太多兴趣的（此时如果她立即批准，正中端王集团下怀），5月1日，慈禧命令裕禄和袁世凯分别在直东调查了解（“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覆奏”）。裕禄和袁世凯均回奏不可行，于是慈禧仍然坚持她的那一招——剿。5月9日，慈禧发布上谕，不仅要求继续在直隶剿匪，还要注意防范北京（“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乱滋事，致启衅端！”）。

到了5月17日，在高洛村流血事件发生之后，慈禧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必须确保京城内“不乱”，她谕令步军统领衙门牵头，召集“各有关部门”商讨出一个妥善的办法。5天之后（22日），庆亲王奕劻也上奏朝廷应该全力保护北京城内的使馆和教堂，步军统领衙门随即公布了在北京城内禁拳的十项规定，其中有加派兵力措施（“派勇巡查、责成司坊加强巡视”），有株连保甲措施（“有习拳者邻右同坐”），甚至还有舆论控制措施（“严禁刻字铺刊刻义和拳揭帖”），不可谓不严厉。

同一天，慈禧发布谕令，要求在直隶各地“剿匪”的裕禄注意一下军纪问题，不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激起更大反弹，反而不利于“剿匪”（“著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傥或任意株连，藉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

两天后（24日），高洛村拳民开始向北京进军，北京外的局势更加紧张，慈禧再一次谕令各“有关部门”迅速想办法，被点名的包括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府、顺天府、五城，前几个机构大家都比较熟悉，需要简单介绍一下的是“五城”。

“五城”的全称是“五城察院”。当时的京城除了分为内外城，还分为了东、南、西、北、中这“五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个“区”），由朝廷都察院对这五个“区”分派御史巡城，这些巡城御史的办公室就统称“五城察院”。从级别上看，五城察院虽然是都察院的派出机构，巡城御史也是一种级别比较低的御史，但他们却是直接对皇上负责的，他们可以弹劾任何人，甚至包括指责皇上，相当于纪检监察。

巡城御史是巡城的，除了要发现京城内的不法分子，也要对京城地面上的治安和整洁负责，比如这里的下水沟渠堵了，那里的消防防火工作没到位，另外一个地方又有流浪汉乞讨影响市容，这些都需要得到及时处理，而御史们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于是他们的办公室“五城察院”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对兵马司有提调并且监督指导之权。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五城兵马司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熟悉的机构——城管。

也就是说，“五城”再加上其他机构，慈禧不仅派出从中央到北京的军、警、纪检监察，甚至还派出了城管。为了确保京城内外不乱，慈禧把所有的牌都打出来了，然而，一道道行政命令依然挡不住义和拳突进北京的步伐。5月29日，在拳民到达丰台并且烧掉丰台火车站之后，慈禧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调兵围剿。为了阻止拳民涌进北京，不惜在京畿重地造成大规模流血，将拳民一举消灭在北京城墙之下！

29日至30日，慈禧连发两道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傥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直隶及附近京城一带到处人心浮动……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不得互相推诿，如再因循定惟崇礼（九门提督）等是问，决不宽贷！”